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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如子玄怀疑旧典，为后世考信派导夫先路者。
《史通平议》卷六《疑古》第三：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飘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其后《吕览》有《察传》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说。至王充《论衡》出，多抨虚妄，论述益广。若《语增》、《儒增》、《艺增》、《书虚》诸篇，言之甚备。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笔者案：“旧”当为“久”。)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杨《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史通平议》卷六《惑经》第四：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舜徽案：以知几此言观之，知《史通》中《疑古》、《惑经》之所由作，乃遥承王充《论衡》之绪，而续有发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录》，复自言推广《史通》之意而作。详崔氏《考信录释例》。可知《疑古》、《惑经》二篇，实上绍王充，而下开崔述，一脉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举取士，代圣贤立言。论人者惮闻周公、孔子之非，说经者惧言《尚书》、《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诟病。则亦拘墟之见，未可与语乎通方耳。
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经术，欲以据事直书之例，妄绳受命制作之书，何异北辙南辕，方枘圆凿。”[16]
但寿法《通解惑篇》：“唐刘子玄覃精名理，三为史官，拘牵时议，志不获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铨综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独其惑经一篇，狃于一尊之见，不晓列国之情。夏虫语冰，贤者不免。”[1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窃尝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瑞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18]
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弑，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徵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纪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徵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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