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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刘知几在古文献辨伪方面，直接受了王充的影响。他的《惑经》即上承王充《问孔》而作，其《暗惑》一篇又全仿《问孔》设论问难之文体。不仅如此，他强调对古文献作宏观考察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的思想，也是受了王充的启示。王充曾说：‘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论衡》)，‘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篇》)。刘知几也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通，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申左》)虽一就《论语》而发，一就《春秋》三传而发，但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刘知几的古文献辨伪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致使辨伪学经长期寂寞之后，自此又重新兴起。中唐时期辨伪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与刘知几的思想和实践一脉相承的。”[30]
仓修良、魏得良先生《中国古代史学史》：“刘知几能够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一次总的批判，具体表现了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大大地发扬了过去史学领域里的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批判精神在封建社会里却被看成是‘非圣无法’的举动，因而其人其书一直遭到封建正统派的批评指责，直到清代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说：‘《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31]
陈光崇先生《中国史学史论丛》：“刘知几富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他的《史通》是一部具有战斗性的著作。他不但对于历代‘正史’作了严峻的批判，而且写出了《疑古》，《惑经》的专篇，指责那些神圣的经典，矛盾错误，‘理有难晓’。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在《史通》一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32]
陶懋炳先生《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史通》的《疑古》、《惑经》两篇，非议古圣王和先圣先师孔子，遂被正宗学者和流俗之士目为邪说异端。其实值得珍视的，恰恰是其中进步的史学思想。在这两篇里，刘知几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奸诈，道出比较符合史实的真实情况，以严谨的学风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在八世纪，确实是极不容易的。”[33]
邹贤俊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史学史纲》：“刘知几继承了我国古代自荀卿、扬雄、桓谭和王充等人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在‘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旧唐书・儒学传》)的唐代，写出《疑古》、《惑经》诸篇，破除偶像，对儒学持批判态度。虽然他的批判锋芒未能指向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但在以史证经方面，对于两汉以来经学渗透到史学的现象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清理。”[34]
杨绪敏先生《刘知几与历史考据学》：“《史通》在有关儒家经传、史书及所记史事的考据上，确实有不少发明创见。刘知几的疑古思想和他做出的考据成绩、总结出的考据方法等深刻地影响着后来历史考据学的发展。”[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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