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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北宋政權建立100餘年間，學術文化事業出現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後，潛伏的社會危機逐漸暴露，『慶曆新政』曇花一現，仁宗君臣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嚮往唐朝『爲國長久』，掀起朝堂議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風氣。在【新唐書】修成之前，已經出現一批以【春秋】義例褒貶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謂孫甫【唐史記】75卷。孫甫以（舊）【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治亂之本亦未之明，勸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馬光爲之作『書後』，歐陽修、蘇軾等以其爲舊史所不及。改用編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孫甫說得非常清楚：『【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眾，率辨其心跡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這樣的社會、學術氛圍下，司馬光登上歷史舞台，一方面從政實施其改變社會危機的主張，一方面進行著述改斷代紀傳史爲通古編年史，將中國編年史推向頂峰，與紀傳史始祖司馬遷並駕齊驅，被譽爲『兩司馬』，成爲中國史學最高成就的象徵。
一、纂集經過
【資治通鑑】的纂集，應當從【曆年圖】說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馬光進其所纂【曆年圖】，則【曆年圖】當纂於此前。【記曆年圖後】述其初衷：『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跡，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曆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他人也。』[2]此時司馬光主要考慮的是舊史『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集爲五圖，用朱、墨兩色文字，都是爲了『聊以私便於討論』。而且其起始之年爲『共和』，並非戰國『三家分晉』。隨後不久，奏其【通志】8卷，進書表這樣寫：『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跡，大略可見。』[3]【通志】8卷，即【資治通鑑】周紀5卷、秦紀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於是司馬光進奏曰：
自少已來，略涉群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爲可法，惡爲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頃臣曾以戰國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4]
同時，以劉恕、趙錫君皆習史學，爲眾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詔從之，而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趙君錫以父喪而不赴，命劉代之。
據司馬光後來所寫【資治通鑑進書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神宗即位當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親制序云：『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俾就秘閣翻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於戶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令書成後寫入，司馬光立即寫了【謝賜資治通鑑序表】。同時，『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5]。熙寧三年（1070）六月，司馬光請以范祖禹同修。元豐元年（1078）九月劉恕卒，十月請以子司馬康充編修【資治通鑑】所檢閱文字。其後，神宗又『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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