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黑暗的發明

  來源: 新浪

柏楊說明朝有三宗罪：人權的蹂躪；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文化醬缸的加深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皇權高度發達的時代，甚至應當說是皇權孤立。宦官擅權亂政、特務政治都是由此直接導致的。在歐洲進入文藝復興，現代形式的民族國家逐漸形成，麥哲倫、哥白尼和伽利略做出驚人發現的世界大歷史轉折期，中國皇帝卻一人大權在握，在殿廷前對大臣施以『廷杖』，對知識分子施以『文字獄』，而中國的讀書人也在刻苦修練八股文，以謀功名。舉國一片詔獄的哀怨聲，四書五經的吟哦聲，和抗暴的吶喊聲。
權閹
在明王朝生存的277年間，宦官勢力極度膨脹，全面介入了國家政權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繼漢唐之後的第三次宦官專權的高潮。
宦官是指古代在宮廷內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官員，一般由經過閹割的男性充任。宦官並非中國的專有事物，在古代西亞細亞諸國，及稍後的希臘、羅馬都曾役使過宦官，伊斯蘭國家中也有存在的跡象，但往往很快就被拋棄了。而中國的宦官制度，就其產生之早、延續之長、組織之嚴、影響之大，卻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其實在明初，明成祖朱元璋還是十分注意總結歷史教訓的。他曾多次發表關於限制宦官干政的言論，也頒布了一些裁抑宦官勢力的具體規定。但令人頗感無奈的是，雖三令五申禁止官宦干政，破壞此項禁令者，偏又是朱元璋自己。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余華青教授說：『朱元璋不僅自己破壞了自己規定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而且他所制定的一些政治制度和採取的治政措施，也在客觀上導致了宦官干政專權的必然性。』所以在洪武年間出現了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各項裁抑宦官勢力的措施陸續出台，一方面宦官勢力卻在逐漸興起。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起兵攻破南京，奪了皇太孫朱允帝位，在歷史上稱為『靖難之役』。在這次事件中，朱棣曾經得到了宦官的支持。他以為宦官『忠於己』，『即位後遂多所委任』。自永樂年間，明初所奉行的一系列裁抑宦官的措施開始遭到全面的破壞。至宣德年間，宦官勢力得到多方面發展，並開創了宦官干預政事的先例，由此為明代中後期宦官擅權亂政開啟了禍端。
公元1435年，年僅9歲的明英宗朱祁鎮即位，次年改元正統，明王朝統治進入中期。明代中期，宦官勢力迅速膨脹，上層宦官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急劇上升，出現了一批擅權亂政著名權閹：英宗朝宦官王振、憲宗朝宦官汪直，以及武宗朝宦官劉瑾。直至嘉靖年間，明世宗朱厚採取了一系列裁抑宦官的措施，明代中期宦官專權的囂張氣焰才有所收斂。
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公元1572年)後，改元萬曆，明王朝統治進入後期，宦官專權的局面繼續發展。萬曆年間，宦官所任礦監、稅監橫行肆虐。權閹馮保內倚李太后，外倚張居正，挾制幼帝，專擅朝政，以至『即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明熹宗朱由校(年號天啟)統治期間，宦官魏忠賢權傾一時，『恣為威虐』，使明代宦官專權的局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
明代末帝朱由檢(年號崇禎)統治期間，雖未出現類似劉瑾、魏忠賢之流專擅朝政的權閹，但宦官集團的整體權勢依然十分活躍。直至崇禎末年，明王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推翻，猖獗了200餘年的明代宦官集團才最終宣告瓦解。
『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宦官專權的政治局面，從根本上是由君主專制的政治體製造成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李寶臣分析說，『在皇權不斷擴大，並導致孤立的狀態下，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就形成了一種互相制約的權力關係。而從信任的角度看，文官集團當中產生權臣，替代皇帝的可能性較大，這時候他啟用的是官宦集團，藉以抗衡文官集團的勢力。因為歷史可以證明，宦官只能壞皇帝，從來沒有宦官做皇帝的。因此，應當說宦官專權是專制制度下皇權不斷擴大的結果。』
廠衛制度
廠衛制度是明代統治者為強化專制皇權而設立的特務司法機構。廠是東廠、西廠、內行廠，衛是錦衣衛。
最早的明代特務機構是朱元璋於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設置的錦衣衛。錦衣衛原為皇帝親軍『上十二衛』中最親信的一衛，主要負責皇帝出入儀仗和近衛事宜，後來被朱元璋授予『緝捕刑獄之事』，從此不但得審大案，權勢顯赫，而且插手正常司法審判，氣焰囂張。
錦衣衛的一項著名職能是『執掌廷杖』。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霍存福介紹說，廷杖是一種在殿廷前對『違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罰。廷杖由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杖，可以施加於任何一個大臣。明代死於杖下的大臣不計其數，即使逃過一劫，廷杖之刑對他們的肉體和心靈也都是極大的傷害。
錦衣衛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被朱元璋廢止，但在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又被恢復。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不僅恢復了錦衣衛兼掌司法審判的職能，還建立了官宦特務機構東廠，由皇帝親信的大太監主理廠事，受命於皇帝，專司『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的職責，職權超過了錦衣衛。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京城盛傳『妖狐』夜出，人心惶惶，又有『妖人』以符術交結宦官私入大內。憲宗『心惡之，銳欲知外事』，於是命太監汪直秘密出宮視察。後來於成化十三年正月設置西廠，『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西廠受皇帝寵用，他們『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探以聞』，其權力與人數都超過了東廠。直至成化十八年，汪直失寵，西廠才被罷撤。後又於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恢復，時權閹劉瑾掌司禮監，劉瑾被誅後，西廠即被罷撤，後再未復置。
明武宗正德年間，皇帝不理朝政，大權被宦官劉瑾操縱，又設置了由他親自指揮的特務機構――內行廠，權力在東、西廠之上。內行廠偵緝範圍甚廣，『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至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劉瑾被誅後，內行廠被革除，此後也再未復置。
宦官特務司法是明朝法制的一大特色。『廠衛制度是明朝首創且獨有的，它不是正常的國家司法機關，而是直接聽從皇帝的命令，有獨立的偵查、緝捕和審訊的權力。』霍存福說。
科舉制與八股文
中國科舉制度始創於隋唐，完備於宋，明代發展至鼎盛期。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錢穆評明代科舉制：中國歷史上真正可以稱之為科舉制度的只有明朝，擠到獨木橋上也只有明朝。從僧侶貴族到平民的轉變只有明代出現。『其原因是從中國科舉制度發展的總趨勢看，明代科舉制度的許多方面是對明以前科舉制度的總結，清代在後續的發展中儘管作過一些局部的調整，但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卻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李寶臣說。
八股文是明代在科舉考試中創造的一種應試文體，正式形成於成化年間。八股取士是明代科舉考試的主要手段，也使明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學歷的一個朝代。
作為一種標準化的論說文體，八股文是戕害作者的創造性與個性化的殺手，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拋開其禮制政治訓化的禁錮意義，僅就標準化的考試形式而言，八股文的確縮小閱卷的隨意性，保證了同一標準下的考試成績的大致公平。從這一技術視角上看，八股文作為考試手段乃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早出現的近似現代客觀考試的方法。』李寶臣說。
文字獄
文字獄，從字面上看即是為了文字吃官司。但文字總是出於文人之手，所以吃官司的，當然是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文字獄乃是專整知識分子的『特種刑庭』。柏楊曾經把文字獄和八股文並稱為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醬缸的兩大工具。他形象地說，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鈎。
中國歷代，文字獄屢見不鮮。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胡奇光對中國『文禍』史的發展階段進行了這樣的勾勒：我國『文禍』當以西漢楊惲的『種豆之禍』為開端，中經崔浩【國書】大獄，下到唐代劉禹錫『種桃之禍』，此為『文禍』的自發階段；宋明期間為『文禍』的發展階段，此時文字獄通常與派系鬥爭相結合；到了清代，『文禍』逐漸掀起『高潮』。
明代文字獄始於明初。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大興文字獄。僉事陳養浩作詩，其中有兩句：『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被朱元璋認為是感傷時事，將其投入水中淹死。高啟作【上梁文】，因有『龍蟠虎踞』之語，犯朱元璋大忌，也被腰斬於市。朱元璋出身貧寒，當過和尚，後又落草為寇，因此對這兩件事諱莫如深。【朝野異聞錄】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有『作賊垂憲』句，被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作【長壽命】，有『垂子孫而作則』句，被誅，句中『作則』與『作賊』音相諧。祥符縣教諭賈翥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因『法』與『發』諧音被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作【賀立太孫表】，有『天下有道』，因涉嫌『天下有盜』被誅。
明代的文字獄，遍布一切文字領域。文人不但因詩作傷時感懷而得禍，因出試題、試卷文字、考試策問語得禍，因表章文字音近涉嫌得禍，還因引用古書犯諱而得禍。據吳晗統計，洪武朝先後殺過十多萬人。後來朱元璋親自寫文告，把應該禁忌的字列舉出來，昭示天下，這才避免了類似慘案的繼續重演。
為鞏固王朝絕對統治地位而大興起來的文字獄，令廣大士人噤若寒蟬，不敢自由表達思想。清人龔自珍的兩句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道出了在文化專制、思想禁錮、輿論高壓下詩人內心的絞痛與無奈。
放眼世界，『文禍』不止燒書、殺人，最大的危害在殺戮整個民族的心靈。在歷史發展的轉折關頭，14世紀的意大利人帶頭掀起了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使人文主義成為一代潮流，而我國的明太祖卻一心撲在強化君權上，為此而製造種種文字獄，濫殺無辜的有識之士。『強化君權，是回到中世紀的死路，而人文主義卻是奔向近代的通途。』胡奇光說。
作者：歐陽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