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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不容青史盡成灰：明清卷】 核心提示：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裡，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
一
講過了明朝中葉錯綜複雜的官場權謀，刀光血影的金戈鐵馬，內外交困的步履維艱，除舊布新的嘔心瀝血，終於要講到一個既熟悉卻又陌生的環節繁榮的文化。
說熟悉，是因為這是一個『八卦』比較多的時代，單是一部『唐伯虎點秋香』的鬧劇，幾百年來『三笑』到今天，依舊令世人意猶未盡。雖是子虛烏有，卻也見證了這個時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薈萃：書畫有墨香悠遠的吳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漢』的李夢陽領銜的『前七子』，詩文有李東陽執牛耳的『茶陵詩派』，學術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學學派』，觀諸英傑萬象，可謂『群星燦爛』。但20世紀初葉，在半封建社會裡苦苦思索救國道路的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仁人志士們，縱然政見不同，卻不約而同地給予這時代一個人以至高的推崇，維新派旗手梁啓超贊他『發揚志氣，與自然契合』。革命派領袖孫中山願『自詡為其五百年後私淑子弟』。大時代下，他是大家心有靈犀的旗幟。這個人，便是明朝中葉最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儒家思想承前啟後的傑出人物『白沙先生』陳獻章。
說起明朝的『思想』，這是明朝文化中令後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傳統史學觀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學，開八股取士，嚴格劃定『考試範圍』和『答題思路』，字字句句都要從程朱理學中『引經據典』，甚至立國之初大興文字獄，實行高度恐怖的文化專制政策。然而『恐怖』『專制』之後，卻是明朝中後期新思潮的勃興，陽明心學欣欣向榮，晚明『三先生』振聾發聵，『西學東漸』紅紅火火，恰如台灣歷史學家蕭一山所說『專制的明王朝，締造了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這『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便是白沙先生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傑』，『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後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雲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但此後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傑』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里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後的『精神文明建設』說起。
二
同中國自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禮賢館』招攬文化英傑。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理學為註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後，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容『遵從聖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制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更要『傳授聖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聖人之教立論』，但有『違制』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為捍衛『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制。明初文化專制，不但有嚴格『體例限制』，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餘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聖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餘175節，編成【孟子節文】，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制』。
這段『文化專制』，後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讚嘆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曆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讚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憂外患，『物質文明』極度落後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制』，着實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聯，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於明初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裡，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
這樣的『死氣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體思想』全面確立的永樂時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殺人』，為安撫『靖難之役』後舉國知識分子的牴觸情緒，永樂皇帝朱棣採納其言，並補充入『祖訓』。而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全面復興，至明朝中葉，秉承理學思想卻帶有獨立觀點的思想家陸續出現，代表人物為薛u的『河東學派』和吳與弼的『崇仁學派』。先說薛u，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天順朝時一度入閣為相。他曾在朱熹講學的白鹿洞講學，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話：『實理，皆在萬事萬物，聖人之言不過摹寫其理耳。』即中國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當時影響深遠，被稱為『北儒』。與之呼應的正是『南儒』吳與弼和他的『崇仁學派』。吳與弼，字子傅，江西臨川人，核心思想為『靜時涵養，動時省察』，雖承襲自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卻否定掉了其中的『滅』字。明英宗天順時代，這『南北兩大儒』皆退職還鄉，開壇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諸多英傑都出自其門下，而吳與弼的門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幟』陳獻章。
作者：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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