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2)

  來源: 歷史千年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憂患意識中還包含着強烈的時代感。史學家范祖禹是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的助手之，著有【唐鑒】一書。他在此書序文中講到唐代歷史的經驗教訓和他撰寫此書的目的時指出，唐皇朝的興廢治亂之跡，對於北宋皇朝來說，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sj的認識。這跟上文吳兢認識歷史的方法有相似之處。范祖禹又略述北宋開國後百餘年的歷史，並不無深意的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憂患意識正寓於其深意之中。
    南宋時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勢驟變而激發了史學家更為恢弘博大的優患意識，他們受着『傷時感事，忠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圍的影響，矢志著書，以存信史，以寄優思，以警後人。史學家李煮撰【續資治通鑑長編】980卷(今存520卷)，徐夢萃撰【三朝北盟會編】250卷，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都是屬於兩宋之際的本朝史或『當代史』，都是『憂世』、『泣血』之作。史載李心傳曾向宋理宗諫言，分析政治與天災的關係，他說:『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飢謹，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貴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遣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渴盛矣;珍玩之獻，聞卻絕，則苞直行矣;鯉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早災。而且，李心傳曾先後兩次因諫言而罷官，聯繫上述引文，可以想見其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實』的李心傳，在他的歷史著作中自然蘊涵着深刻的優患意識。
    這個時期的另一位史學家袁樞，把編年體的【資治通鑑】創造性地改撰成紀事本末體的【通鑑紀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愛君憂國之心，債世疾邪之志』。故當時的詩人楊萬里說:『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反映出史書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折射出史學家的憂患意識的感染力。

    三、關於宋代史家憂患意識的啟示
    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史家憂患意識的繼承和發揚，它既對後世史家憂患意識的產生有着重要的影響，也是衡量中國知識階層人格力量的一個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也會給我們留下一些重要的啟示。
　　(一)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華。
    傳統儒家文化充滿人文主義精神，它重視道德的修養，強調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積極有為、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關心國家前途，關心民族命運，關心民生生存成為其終極關懷，表現為一種高昂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追溯歷史，無論是孔子『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優』的憂國情懷，還是孟子『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優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優民思想;無論是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哀嘆，還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吶喊;無論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境界，還是岳飛『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胭』的鬥志;無論是宋陳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的胸懷，還是明末顧憲成『念頭不在百姓上，……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羨，君子不齒」的氣節，無不是對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會責任意識的發揚光大，無不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無不成為儒家文化的經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已經突破了歷史上絕大多數士大夫以忠於封建朝廷、揮衛一家一姓利益為宗旨的局限，而表現出對國家民族利益及廣大民眾憂樂的終極關懷 按照宋儒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們的優患意識，歸根結底是凸顯了春秋時期『忠』的最初內涵。這種『忠』的最初內涵，借用魏良韜先生的話講，就是『一種自覺的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行為』，是『春秋時代發展起來的「愛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德治主義」及其「以道自任」的實踐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在事關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關頭忠於國家、忠於社櫻、維護國家獨立的鬥爭精神，那種進退皆憂、先天下之優而憂的情懷，那種康國濟民、關心民生的社會責任感，都是這種憂患意識的鮮明體現，都對後世史家優患意識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比患意識往往產生於國勢衰微、民生塗炭的多事之秋觀歷史，孔、孟所處的時代是諸侯爭霸，社會矛盾加劇的春秋戰國時代，因而他們懷抱着深沉的憂患意識開始了追求安邦定國、匡濟天下的社會理想;杜佑、韓愈所處的時代是藩鎮割據，朝廷危機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們懷抱着強烈的憂患意識能夠肩負起倡導改革、提倡經史之學的歷史重任;王安石、歐陽修所處的時代是內政腐敗、民生艱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們懷抱着凝重的優患意識力主革新，變法圖強;岳飛、文天祥所處的時代是外族侵凌、國勢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們懷抱着『憂國如家』的憂患意識迸發出破敵立功的壯志豪情，甚至最終捨身為國、以赴國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具有鮮明時代特點、以憂國憂民為根本內容、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情感即使千年之後仍然令人坪然心動，心嚮往之。
    (四)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中蘊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的思想和信念正是這種濃厚的『居安思危』意識才使虛弱的兩宋歷史有了光輝燦爛的一面:經濟繁榮，科技發展，文史輝煌，人才輩出。可以說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歷史的積累，也是兩宋時代人們的創造，但其高度發達的文史文化歸根結底還是宋代士大夫階層凝重憂患意識所帶來的豐碩成果。而今，兩宋文化之所以為後人所仰慕，不只因為它獨具特色的哲學、史學、文學及科學發明與創造，更大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憂國如家』的精神風貌。
    總括全文，可以作以下兩點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是一種歷史責任感、民族使命感和愛國主義情懷的反映，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境界與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憂患意識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組成部分，又對後世知識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煉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應該為我們時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