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關於南宋會子的性質
１、稅收是影響會價的決定性因素
會子自身的價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購買力是來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同近代嚴格意義上的本位幣不同，它是有面額的，其面額是以銅錢數標示的，但在它流通的大部分時間裏，它都不能按面額兌換銅錢。由於它是以銅錢標示面額，所以，它同現代無本位紙幣也有不同點，至少在形式上和當時多數人的觀念上，它仍是一種金屬貨幣的代替者。它是由國家強制發行的，但國家卻無法規定它的購買力。在宋代，人們習慣上以銅錢作為價值尺度，所以，會價即會子與銅錢的比價，也就被人們視為會子購買力的表現形式（實際上二者是有區別的），所以，我們考察會價的變化，也就接近於考察會子購買力的變化。
我們看到，在會子發行之初，以及後來幾次大規模的稱提時，官方都曾試圖規定會價，規定新會依面額兌換銅錢，但都很快遭到失敗。因為要想讓會子依面額兌換銅錢，官方就必須準備足夠的銅錢用於兌換，這在起初被官方認為是很吃虧而不願如此作的；而到後來，會子發行數量過多，官方又拿不出那樣多的銅錢用於兌換。所以，官方是無法完全控制會價的。過去有過一種認識，即認為會價是由官方置辦的準備金的數量決定的。宋代發行楮幣確實有準備金。四川發行交子，每界備準備金三十六萬貫。南宋發行會子之初，既是效法川交子，大約也有準備金，只是準備金與總發行額的比例不知是否有規定，但可以斷定，即使有規定，其比例也不會很高，而且據當時官員議論可知，有好幾次增印會子，都沒有籌措準備金。這樣，數量有限的準備金，不可能對會價產生太大的影響。如果我們對會價進行考察，就會發現，從會子發行之初，會價就與會子的面額有明顯差異，而且在一些時間和一些地區，其差異相當之大，這就表明持會子不是隨時隨地都能按面額兌到銅錢的，即是說，會子在多數情況下是一種不能（依面額）兌換的紙幣。這同時也就表明，會子的準備金沒有發揮作用或沒有發揮保證會子信用的作用。
事實上，對會價影響最大的，是國家的稅收與榷賣。南宋人談到交子、錢引能長期行用的成功經驗時，幾乎都講到交子、錢引與稅收的關係。如李流謙說：交子和錢引之所以能長期行用，是因為它『常用於官而不滯於私』。『每州（歲？）之春，引直必虧，至筍茶之出、官司催驅之時則例增。』（【澹齋集】卷九【與汪制置札子】）即是講，每當稅收時，錢引價格就會上升。其實會子也存在類似情況。辛棄疾說『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文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原註：江陰軍換錢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換錢七百一十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辛棄疾【論行用會子疏】）他很具體地說明了會價與稅收的關係。另張伯文、楊冠卿都比較了交子和錢引的成功和會子發行的不暢，張伯文說：『在昔楮券之行於蜀……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徵商、坊場河渡之課息，不貴其錢，不拘其楮，故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於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於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郡邑者則必曰見錢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六【財用・楮幣】）楊冠卿則講：『夫蜀之立法，則曰租稅之輸、茶鹽酒酤之輸、關市梁澤之輸皆許折納，以惟民之便，……今此則不然，天下之輸稅不責以楮而必責以錢，官務之支取既無其錢，而徒易以楮，至則發納上供，官則以微價收民之楮以充其數。』（【客亭類稿】卷九【重楮幣說】）他們對交子、錢引、會子發行情況的議論，清楚地說明了官方出賣禁榷品、賦稅是否收受楮幣，是楮幣能否被百姓認可的關鍵。宋光宗時，彭龜年說：『近日會子流通勝於見錢，官私便之，似覺無敝……此無他，官司許作見錢入納，井市兌便者稍眾也。』（【止堂集】卷一【論雷雪之異為陰盛侵陽之證疏】）他的話更加明確地講明了官方是否收受、如何收受會子決定着會子的信用。
宋代禁榷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特別是貨幣收入中所佔比重大大超過前代，因而鈔引算請、禁榷品出賣是否收受楮幣、如何收受楮幣，對楮幣的流行及楮幣的購買力（市場價格）影響很大。馬端臨說：『客旅算請茶鹽香礬等歲以一千萬貫，可以陰助稱提，不獨恃見錢以為本』。（【通考】卷九【錢幣考】）馬氏講鈔引算請可以陰助稱提是對的，但他講歲入一千萬貫卻是不精確的，北宋僅鈔鹽一項就不止歲入一千萬。南宋孝宗時，僅在京、建康、鎮江三榷貨務場歲入就已超過二千萬貫。所以，榷貨算請時按多大比例收受楮幣、是否按面額計算楮幣價值，對於會子的作用影響巨大。
總之，會子的信用是靠國家的稅收（含變相稅收榷賣）來保證的。會子的法償能力，也主要是通過它的納稅能力和榷買能力來體現的。
當然，宋人認為，國家的稱提，即賤買貴賣，是保證會子價值的重要手段。如楊冠卿即講：『又有一法焉：賤則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賤；貴則官散之，以示其稱提，使之勢常平，而無此重彼輕之弊。』（【客亭類稿】卷九【重楮幣說】）但是，也正如楊冠卿本人所見到的：『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嘗令官自出錢，比民間兌折之價重其價以收之，然其法則一人日支一緡，過其數者罪焉，胥吏艱阻之態百出，民亦何苦費力如是而受無辜之責邪！』（【客亭類稿】卷九【重楮幣說】）即官方買入時即不依面額，而且還附有種種限制。楊氏此處大約講的還不是朝廷多次舉行的大規模稱提會子，這些次稱提都起到了提高會價的作用。但是，這些稱提都是短期行為，其效果都不能保持長久。其次，在稱提過程中，官方回收會子時，也往往不是依會子的面額，而是依會子的市場價格來回收的。再次，我們看到，官方的稱提越來越軟弱無力，作用也越來越小。故而，官方的稱提同稅收比起來，對會子的影響仍是次要的。
２、銅錢是會子的本位幣嗎
南宋葉適曾對會子驅逐銅錢作過如下論斷：『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於富室』。（【水心別集】卷二【財計中】）今人往往對葉適的論斷不以為然：只有劣幣驅逐良幣，哪裏會有紙幣驅逐其本位幣的事！
會子面額以銅錢數標示，這很容易使人作如下誤解，即認為銅錢是會子的本位幣。基於這一認識，使人們對南宋葉適關於楮幣驅逐銅錢的論斷予以否定。然而，我們只要深入考察，就會首先發現，銅錢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會子本位幣，其突出表現是，持會子並不能隨時隨地兌到面額標示數量的銅錢，或者更準確地講，在大多數時間和大多數地區，持會子都不能兌到面額標示數量的銅錢。再深入，就會發現，如上所述，會子的價值並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兌到的銅錢來決定的，而更確切地講，是由它的納稅能力決定的。在南宋後期，楮幣可以離開銅錢而獨立存在的趨勢已逐漸明顯，到了元代，楮幣就完全離開銅錢而獨立運行了。楮幣就其本質而言既可離開銅錢而獨立存在，它與銅錢的關係就不是本位幣及其紙幣的關係，所以，會子驅逐銅錢的論斷也就不難理解，況且，南宋的史實也證明了葉適的論斷是很有預見性的呢！
３、楮幣久遠必敗
宋代文人對發行楮幣會子有贊成和反對二種態度。前面提到的楊冠卿、辛棄疾都持贊成態度，葉適（另有戴埴）等人都持反對態度。以往學術界對持反對態度者一般予以貶斥，認為他們頑固守舊。其實人們往往忽略持後一種態度者理論中的合理成分，特別是他們關於會子久遠必敗的論斷是有預見性的。
無疑，楮幣的創行使中國榮膺世界最早行用紙幣的國家的美譽。楮幣的行用在當時確曾給社會發展帶來巨大便利，特別在促進商業發展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不容低估。中國行用楮幣，對紙幣在全世界的行用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對全世界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宋元行用楮幣給後人提供的經驗教訓更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但是，中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不能忘懷的。由於楮幣是由封建國家直接發行的，它與封建國家之間沒有任何中介，所以，它的發行數量完全是由封建國家控制的。封建國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其發行數量呢？不能。這是因為封建國家本身缺乏一種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許多開明的君主、許多賢明的大臣都曾認識到楮幣數量失控的危害，他們都想扭轉局面，但他們最終都失敗了。這是因為，封建國家缺乏自我約束機制這一點，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改變的。我們看到，宋、金、元、明四代行用楮幣，都不能有效控制其發行數量。除了明朝主動廢棄紙幣外，宋、金、元三朝的楮幣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其滅亡都同楮幣發行有着重要的聯繫。紙幣在明清時期中斷發行，與此有直接聯繫。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