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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
１、税收是影响会价的决定性因素
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同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它是有面额的，其面额是以铜钱数标示的，但在它流通的大部份时间里，它都不能按面额兑换铜钱。由于它是以铜钱标示面额，所以，它同现代无本位纸币也有不同点，至少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它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它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在宋代，人们习惯上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所以，会价即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也就被人们视为会子购买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考察会价的变化，也就接近于考察会子购买力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会子发行之初，以及后来几次大规模的称提时，官方都曾试图规定会价，规定新会依面额兑换铜钱，但都很快遭到失败。因为要想让会子依面额兑换铜钱，官方就必须准备足够的铜钱用于兑换，这在起初被官方认为是很吃亏而不愿如此作的；而到后来，会子发行数量过多，官方又拿不出那样多的铜钱用于兑换。所以，官方是无法完全控制会价的。过去有过一种认识，即认为会价是由官方置办的准备金的数量决定的。宋代发行楮币确实有准备金。四川发行交子，每界备准备金三十六万贯。南宋发行会子之初，既是效法川交子，大约也有准备金，只是准备金与总发行额的比例不知是否有规定，但可以断定，即使有规定，其比例也不会很高，而且据当时官员议论可知，有好几次增印会子，都没有筹措准备金。这样，数量有限的准备金，不可能对会价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会价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从会子发行之初，会价就与会子的面额有明显差异，而且在一些时间和一些地区，其差异相当之大，这就表明持会子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按面额兑到铜钱的，即是说，会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这同时也就表明，会子的准备金没有发挥作用或没有发挥保证会子信用的作用。
事实上，对会价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的税收与榷卖。南宋人谈到交子、钱引能长期行用的成功经验时，几乎都讲到交子、钱引与税收的关系。如李流谦说：交子和钱引之所以能长期行用，是因为它“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每州（岁？）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澹斋集》卷九《与汪制置札子》）即是讲，每当税收时，钱引价格就会上升。其实会子也存在类似情况。辛弃疾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他很具体地说明了会价与税收的关系。另张伯文、杨冠卿都比较了交子和钱引的成功和会子发行的不畅，张伯文说：“在昔楮券之行于蜀……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杨冠卿则讲：“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他们对交子、钱引、会子发行情况的议论，清楚地说明了官方出卖禁榷品、赋税是否收受楮币，是楮币能否被百姓认可的关键。宋光宗时，彭龟年说：“近日会子流通胜于见钱，官私便之，似觉无敝……此无他，官司许作见钱入纳，井市兑便者稍众也。”（《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他的话更加明确地讲明了官方是否收受、如何收受会子决定着会子的信用。
宋代禁榷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前代，因而钞引算请、禁榷品出卖是否收受楮币、如何收受楮币，对楮币的流行及楮币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影响很大。马端临说：“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通考》卷九《钱币考》）马氏讲钞引算请可以阴助称提是对的，但他讲岁入一千万贯却是不精确的，北宋仅钞盐一项就不止岁入一千万。南宋孝宗时，仅在京、建康、镇江三榷货务场岁入就已超过二千万贯。所以，榷货算请时按多大比例收受楮币、是否按面额计算楮币价值，对于会子的作用影响巨大。
总之，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
当然，宋人认为，国家的称提，即贱买贵卖，是保证会子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杨冠卿即讲：“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但是，也正如杨冠卿本人所见到的：“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尝令官自出钱，比民间兑折之价重其价以收之，然其法则一人日支一缗，过其数者罪焉，胥吏艰阻之态百出，民亦何苦费力如是而受无辜之责邪！”（《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即官方买入时即不依面额，而且还附有种种限制。杨氏此处大约讲的还不是朝廷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称提会子，这些次称提都起到了提高会价的作用。但是，这些称提都是短期行为，其效果都不能保持长久。其次，在称提过程中，官方回收会子时，也往往不是依会子的面额，而是依会子的市场价格来回收的。再次，我们看到，官方的称提越来越软弱无力，作用也越来越小。故而，官方的称提同税收比起来，对会子的影响仍是次要的。
２、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吗
南宋叶适曾对会子驱逐铜钱作过如下论断：“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今人往往对叶适的论断不以为然：只有劣币驱逐良币，哪里会有纸币驱逐其本位币的事！
会子面额以铜钱数标示，这很容易使人作如下误解，即认为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基于这一认识，使人们对南宋叶适关于楮币驱逐铜钱的论断予以否定。然而，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已逐渐明显，到了元代，楮币就完全离开铜钱而独立运行了。楮币就其本质而言既可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它与铜钱的关系就不是本位币及其纸币的关系，所以，会子驱逐铜钱的论断也就不难理解，况且，南宋的史实也证明了叶适的论断是很有预见性的呢！
３、楮币久远必败
宋代文人对发行楮币会子有赞成和反对二种态度。前面提到的杨冠卿、辛弃疾都持赞成态度，叶适（另有戴埴）等人都持反对态度。以往学术界对持反对态度者一般予以贬斥，认为他们顽固守旧。其实人们往往忽略持后一种态度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特别是他们关于会子久远必败的论断是有预见性的。
无疑，楮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楮币的行用在当时确曾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便利，特别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中国行用楮币，对纸币在全世界的行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全世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宋元行用楮币给后人提供的经验教训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能忘怀的。由于楮币是由封建国家直接发行的，它与封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介，所以，它的发行数量完全是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封建国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其发行数量呢？不能。这是因为封建国家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许多开明的君主、许多贤明的大臣都曾认识到楮币数量失控的危害，他们都想扭转局面，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封建国家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这一点，不是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我们看到，宋、金、元、明四代行用楮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外，宋、金、元三朝的楮币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灭亡都同楮币发行有着重要的联系。纸币在明清时期中断发行，与此有直接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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