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內容提要】本文以宋元時期的瘴疾為討論對象，意在揭示歷史上流行於南方的瘴疾與華夏文化擴散之間的關係。根據宋元時期史書的記載，瘴疾的分佈有一個大體穩定的區域；其分佈地區的變遷，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進退盛衰；各地區瘴情的輕重差異，反映了此地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淺程度。宋元時期醫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理論上有深化，證治上有提高，最終使傳統中醫理論得到突破，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在瘴疾的預防方面，醫家不僅強調習其風土的重要性，而且開始以中原醫學知識改變南方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這一時期有關瘴疾的記載表明，疾病對人體自然機能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文化形態變遷的表現。
  
    【關 鍵 詞】瘴疾/宋元時期/南方地區/文化變遷
  
  
    【 正 文】
  
    有關瘴、瘴氣、瘴病的研究，學者們已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篇文章特別值得提出。（註：蕭[：【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頁。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佈變遷的初步研究】，【地理學報】第48卷第4期（1993年4月），第304-315頁。范家偉：【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瘴氣病】，【漢學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7-58頁。關於『瘴』的研究成果的綜述，可參看范家偉上引文及拙作【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的有關論述。）蕭[闡明其著述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對南方的疾病、醫療衛生情況的梳理、分析，探討其『對當時人們的活動，特別是南遷北人的影響，藉以增進我們對歷史上中國向南方的發展這一重大課題的一個側面的了解』。因此，蕭氏利用大量的文獻，重建了漢至宋時期南方的自然環境、生活習俗與某些地方流行疾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疾病對南方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此文雖然在某些細微之處還可以商榷，但是他提出的觀點令人信服。龔勝生除了描述瘴病的分佈變遷以外，還集中探討了瘴病對南方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並且指出，兩千年來中國南方的土地開發史和瘴域變遷史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因果關係。此文是大陸學界較早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疾病的成果。范家偉則從人口遷移與疾病感染的角度，以瘴氣病為例，探討了六朝時期北人南遷進入嶺南地區時所面對的疾病威脅，對六朝時期瘴氣的論述頗為全面。總之，這三篇從醫療與社會的角度來研究瘴氣的文章，都對後來的研究者有着積極的影響。上述三位學者對於瘴疾的看法，都是以現代醫學對疾病的認識為基礎而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瘴疾作為一種地方性疾病，同樣也是某種觀念形態的反映。筆者曾從這一角度，闡釋了漢唐時期的瘴疾，（註：左鵬：【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257-275頁。）本文擬對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景觀馴化：宋元文獻記載中的瘴疾
  
    兩宋時期文獻中記載的瘴疾，主要集中在今廣東、廣西、福建、四川、重慶、江西、湖南、海南等省、市、自治區，以及越南等地。其中以廣東、廣西為主的嶺南地區的記載最為多見，但行文中使用的地名往往不一樣，有廣南、南方、嶺海、嶺外、嶺表等稱呼，譬如『廣南瘴癘之鄉』，（註：【宋史】卷196【兵志十】。）『南方夏秋毒暑煙瘴』，（註：（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8，神宗元豐六年八月乙亥。）或『嶺外瘴毒』，（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30，哲宗元v四年七月丙申。）等等。因此，朝廷對任職嶺南的官員優渥有加，規定『嶺南官除赴以時，以避炎瘴』；（註：【宋史】卷7【真宗紀二】。）史書表彰關心民瘼的官員『在嶺表時，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浸』。（註：（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19，神宗熙寧六年『周敦頤卒』條。）諸如此類關於嶺南地區瘴情的記錄，反映了這一時期嶺南一帶是人們所公認的瘴域。
    具體而言，廣南東路的春州（治今廣東陽春）、梅州（治今廣東梅州），史書稱其『炎癘頗甚』，（註：【宋史】卷90【地理志六】云：『廣南東、西路……山林茂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另，因所引各條資料有時間先後之分，而各代政區及名稱亦廢置不一，為簡便計，概以所引資料之地名為準，不另考其沿革。）其他的地方如恩州（後改名南恩州，治今廣東陽江）、循州（治今廣東龍川）、新州（治今廣東新興）、英德府（治今廣東英德）等州也是瘴癘嚴重之區，而以英德府和春州最為厲害，英德府被稱為『人間生地獄』；（註：【宋史】卷200【刑法志二】。）春州在當時更是聞名遐邇的瘴毒之地，當地的志書謂其『與夷獠雜居，瘴癘以春州為首』，（註：（宋）祝穆：【方輿勝覽】卷37【南恩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0頁。）【宋史】卷270【李符傳】的記載則代表了當時普遍的看法：『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熙寧六年(1073)春州被廢為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裏的瘴毒可畏，獲罪貶官至此的人大多無以生還。（註：（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有【改春州為縣】條：『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豐（當為熙寧）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為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中華書局，1997年，第7頁。）
    廣南西路的賓州（治今廣西賓陽南）、桂州（治今廣西桂林）、高州（治今廣東電白）、雷州（治今廣東海康）、化州（治今廣東化州）、欽州（北宋時治今廣西靈山，南宋時徙今廣西欽州）、容州（治今廣西容縣）、宜州（治今廣西宜山）、邕州（治今廣西南寧）、廉州（治今廣西合浦）、昭州（治今廣西平樂）等地的瘴疾也多見於記載。（註：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7、65；【宋史】卷196【兵志十】、卷300【徐的傳】；【方輿勝覽】卷42【高州】、【容州】，卷159【選舉志五】；【新安志】卷10【定數】。）周去非(1135-1189)亦曾詳細描述嶺南之瘴地，說明的是南宋初期的情形，從中可以看出嶺南各地瘴情輕重程度的一些變化：『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為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廣東以新州為大法場，英州為小法場，因並存之。』（註：（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4，楊武泉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第151頁。）徐夢莘同樣記錄了當時官員的看法：『雷雖在廣南，其地瀕海，絕無煙瘴，土風不異於中州。』（註：（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54，靖康元年九月壬申。徐氏是書成於紹熙五年(1194)，所載史事起自政和七年(1117)，迄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由此可知廣西各地之瘴是隨着時代的推移而變化的。）這說明在濱海一帶地方瘴疾的分佈較少，已大不如前人的記載了。另外，今貴州之瘴地較少見於載記，宋時在大觀年間(1107-1110)只短暫地建立過黔南路，但『時雖建城塞，其地荒瘴，遣兵守戍，歲有死亡，無賦入，皆輦內地金帛輸之』，（註：【九朝編年備要】卷27，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置黔南路』條。）故很快就併入了廣南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