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義利思想片論(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一　宋代義利之辨產生的背景

  
    人類社會關於義利之間關係的探討不是與來俱有的，他是一定社會發展的產物。綜觀中國古代歷史，我們會發現關於義利之間關係的討論會發生在兩種情況下[1]。其一是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的結果，例如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前，儘管人們對社會財富觀、人生觀有一定的認識，但是『義』與『利』的觀念還沒有形成。直到春秋末期，封建生產方式初見端倪，並且在財富積累方面要比原有的奴隸制生產方式更為便利、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奴隸制生產方式面對新的生產方式的挑戰和社會廣大新興地主的譴責，迫切需要相應的思想武器，於是，義利之辨隨之產生（趙靖，2002a）。其次是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普遍脫離非正式制約的道德行為規範。例如在中世紀歐洲，人們的經濟行為由於受到基督教神學的高度統治，因此一些商業中高息借貸行為被視為違反基督教的教義，因此後來在十一世紀，引發了宗教內部的義利之爭，最後由教皇下令把高利貸視為卑劣的行為，從事高利貸者將會受到宗教懲罰（De Roover, Raymond, 1965）。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只有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定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才會廣泛的開展關於義利之間關係的爭論。


    宋代雖然只有三百年的歷史，但是在這三百年的歷史中，這兩種因素宋代社會發展都同時具備，而且宋代社會發展還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社會特徵。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宋代在義利思想認識上所具有的高度。

  
    （一）　生產方式的新變化


    宋代之所以目前被受中外學術界的青睞，一個核心的因素就是在宋代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而且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已經在其中孕育（黃仁宇，1997；Maddison，1998；林毅夫，1994）。兩宋時期，政府通過獎勵農耕對廣大佃農進行激勵，提高了其勞動生產的積極性。此外地方官員注重水利設施的維護和興建，從而使宋朝農業發展具有一個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生產技術的提高以及高產糧食作物的廣泛播種使單位面積的糧食作物產量大大增加，從而也促進了經濟作物種植和發展。因此使得小農經濟內部產業結構發生一定的變化，形成了農副業生產彼此促進的經濟格局。所以不少農戶直接進入市場進行謀生，或合夥從事買賣活動（龍登高，1997）。由於農業的高度繁榮，其他經濟領域宋代也不甘示弱，其面臨着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城市的勃興，內陸河流舟楫繁密，造船業突飛猛進。中國與國際貿易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峯。銅錢的流通量也大大的增加，創立了新的記錄，之後再無其他朝代打破（黃仁宇，1997）。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紙幣在宋代的部分地區開始使用。也正是由於宋代經濟的繁榮，使的中國傳統市場得到了發展。宋代完成了市場的革命性變化，奠定了我國傳統市場的基本格局與以後朝代演化的基本路徑（龍登高，1997；龍登高，2003）。此外宋代經濟中一個特點就是官營經濟，政府對某些行業進行壟斷經營。雖然政府壟斷某些行業的經營權不是宋代開始，但是宋代對經濟領域的壟斷經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規模，因而使得與民爭利的現象就會頻頻出現最終導致宋代法律的調整問題（趙曉耕，2000）。此外宋代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分水嶺，正是在這個時期，南方經濟開始超過北方。除了物質上的繁榮以外，一種新的生產組織關係也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生產出現了分工，如在專門種植茶葉的地區，茶葉生產中已經產生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分工（詹子慶，1993；翦伯贊，1964）。此外，由於商品經濟的高度的繁榮，出現了一些專門從事於商品生產的行業，如絲織業的發展，不但出現了一些獨立絲織的作坊（機戶）。而且出現了行會組織，有的稱為『行』，有的稱為『作』。更重要的是在兩宋時期出現了封建手工工匠從封建『結合主義者』向自由僱傭勞動者轉化，而這是隱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胡寄窗，1981；漆俠，1999）。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種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繁榮，以及一種新的生產關係正在這一時期緩慢的發展，刺激了兩宋時期義利思想的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