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 非正式制約的違背
中國由於其地理自然環境的影響，這不僅決定了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而且決定了在中國地域內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人們『安、足、靜、定』的民族性（錢穆，1997）。因此一切引起社會動盪的因素在社會知識分子的眼中都是要加以反對的。其中土地政策問題就是一個讓歷朝歷代統治者非常棘手的問題。
在春秋以前，農業生產主要是通過在土地王有的前期下，施行對土地進行分封而形成的井田制度來實現的。但是一方面由於鐵製農具的使用導致農業生產技術革命，另一方面由於井田制度對在土地上勞作的自耕農、奴隸缺乏生產的激勵，因此使這種土地制度不適應奴隸制末期的社會發展，因此具有有效激勵並且適應新生產力發展的土地私有制漸漸產生並發展起來。到了春秋時期，魯國初稅畝的施行，正式承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合法性，並且在私有土地上生產出來的財富逐漸成為了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但是由於農業生產活動中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和土地，由於土地的面積是一定的，而人口的數量可以得到調整，所以在古代農業社會中人口的多少往往決定了農業產出的高低。但是由於在中國傳統繼承制度中往往追求公平，不像歐洲採取長子繼承制度[2]，而是採取諸子稀產的辦法，把土地分成若干小塊。由於農業生產的自身特性，當土地面積過小時就不能產生規模經濟，因此為土地的變賣和土地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3]。從此土地兼併現象由此出現。通過土地兼併，造成了農業生產勞動者地位和角色的變化，原來有地的自耕農通過土地兼併獲得更多的土地成為了地主，而另一些自耕農由於土地被兼併失去了生產生活的來源成為了佃農和流民。由於土地兼併的頻率和範圍的不斷擴大，導致流民人數不斷增加，再加上某些朝代統治者稅賦負擔沉重和自然災害，由此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危機。正是這種原因自春秋以來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和社會聖賢都會對土地制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他們往往認為土地制度的好壞與否直接關係到社會的『治亂興衰』。而中國歷代的士大夫往往形成一種錯誤的邏輯，認為社會危機源於流民過多，而流民泛濫源於土地兼併，而土地兼併源於土地制度的私有制，而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則源於井田制度的瓦解。因此在中國古代很多時賢要求恢復以往的井田制度來取代目前的土地私有制。為了使該問題能夠得到更有效的論證，一些知識分子往往把抑制土地兼併看成『義』，而把不抑制土地兼併看成『不義』。這一點在宋以前已經上升到一種非正式制約的範疇。但是到了宋代特別是南宋，統治者採取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由此形成了與傳統非正式制約的衝突，由此也導致了在宋代空前的義利之間關係的深入討論。
（三） 悖論叢生的時代
在宋代統治三百多年的歷史裏，既有在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技等諸多領域的新契機，同時在這一時期裏，其也是一個充滿着許多離奇悖論的朝代。在政治方面，其雖然完成了唐末及五代十國的藩鎮割據的局面，但是其卻沒有完成全國的的統一；雖然在宋代國家經歷多次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改革[4]，但是幾乎沒有成功的；宋代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削弱了宰相的權利，分散了地方軍事首領的權利，形成了部門內部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而且地方都直接對中央負責，但是其結果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績效較差的一個朝代。在軍事方面，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常備駐軍最多的一個朝代，最高峯達百萬之眾。但是為什麼宋代的軍事力量卻十分軟弱，宋代的疆域沒有向北方和西方進行擴張，在南方的領土也不向他以前的朝代伸向越南的內陸。而且宋代雖有強大的軍隊卻沒有同北方半游牧民族的戰爭中取得任何好處，一直處於稱臣的地位。在經濟方面，宋代經濟繁榮發達程度超過唐代，特別是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北方，而且商業發達，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市場格局在宋代已經開始形成和確立，並且為明清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創造了演化的基本路徑。雖然宋代已經具備了商業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條件，但是為什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會與西方分岔，沒有邁進近代化。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歷史上又一次百家爭鳴，各學派相互兼收並蓄，特別出現了吸收道家、佛家認識論和宇宙觀而從儒家思想演化而來的宋代儒家道學（理學），而且流派眾多，如關學（張載）、洛學（程氏兄弟）等。此外非主流學術觀點也曾出不窮，如永嘉學派功利主義（葉適、陳亮）等。但是思想上的活躍既沒有給宋朝統治者帶來除弊革新的良方，同時也沒有改變宋代滅亡的厄運，而且導致了在宋後一直到今天人們思想上的保守和禁錮。
由於宋代社會既有生產方式變化的新動向，又有現實統治政策與傳統主流非正式制約的衝突，同時又由於宋代所面對的歷史特殊性，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宋代展開義利思想大討論的背景。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