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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 非正式制约的违背
中国由于其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不仅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而且决定了在中国地域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安、足、静、定”的民族性（钱穆，1997）。因此一切引起社会动荡的因素在社会知识分子的眼中都是要加以反对的。其中土地政策问题就是一个让历朝历代统治者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春秋以前，农业生产主要是通过在土地王有的前期下，施行对土地进行分封而形成的井田制度来实现的。但是一方面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导致农业生产技术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度对在土地上劳作的自耕农、奴隶缺乏生产的激励，因此使这种土地制度不适应奴隶制末期的社会发展，因此具有有效激励并且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私有制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到了春秋时期，鲁国初税亩的施行，正式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并且在私有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财富逐渐成为了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中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由于土地的面积是一定的，而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调整，所以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农业产出的高低。但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继承制度中往往追求公平，不像欧洲采取长子继承制度[2]，而是采取诸子稀产的办法，把土地分成若干小块。由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当土地面积过小时就不能产生规模经济，因此为土地的变卖和土地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3]。从此土地兼并现象由此出现。通过土地兼并，造成了农业生产劳动者地位和角色的变化，原来有地的自耕农通过土地兼并获得更多的土地成为了地主，而另一些自耕农由于土地被兼并失去了生产生活的来源成为了佃农和流民。由于土地兼并的频率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导致流民人数不断增加，再加上某些朝代统治者税赋负担沉重和自然灾害，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正是这种原因自春秋以来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社会圣贤都会对土地制度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往往认为土地制度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兴衰”。而中国历代的士大夫往往形成一种错误的逻辑，认为社会危机源于流民过多，而流民泛滥源于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源于土地制度的私有制，而土地制度的私有化则源于井田制度的瓦解。因此在中国古代很多时贤要求恢复以往的井田制度来取代目前的土地私有制。为了使该问题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论证，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把抑制土地兼并看成“义”，而把不抑制土地兼并看成“不义”。这一点在宋以前已经上升到一种非正式制约的范畴。但是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由此形成了与传统非正式制约的冲突，由此也导致了在宋代空前的义利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三） 悖论丛生的时代
在宋代统治三百多年的历史里，既有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的新契机，同时在这一时期里，其也是一个充满着许多离奇悖论的朝代。在政治方面，其虽然完成了唐末及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其却没有完成全国的的统一；虽然在宋代国家经历多次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4]，但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宋代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削弱了宰相的权利，分散了地方军事首领的权利，形成了部门内部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而且地方都直接对中央负责，但是其结果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绩效较差的一个朝代。在军事方面，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常备驻军最多的一个朝代，最高峰达百万之众。但是为什么宋代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软弱，宋代的疆域没有向北方和西方进行扩张，在南方的领土也不向他以前的朝代伸向越南的内陆。而且宋代虽有强大的军队却没有同北方半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任何好处，一直处于称臣的地位。在经济方面，宋代经济繁荣发达程度超过唐代，特别是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北方，而且商业发达，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格局在宋代已经开始形成和确立，并且为明清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创造了演化的基本路径。虽然宋代已经具备了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会与西方分岔，没有迈进近代化。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各学派相互兼收并蓄，特别出现了吸收道家、佛家认识论和宇宙观而从儒家思想演化而来的宋代儒家道学（理学），而且流派众多，如关学（张载）、洛学（程氏兄弟）等。此外非主流学术观点也曾出不穷，如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叶适、陈亮）等。但是思想上的活跃既没有给宋朝统治者带来除弊革新的良方，同时也没有改变宋代灭亡的厄运，而且导致了在宋后一直到今天人们思想上的保守和禁锢。
由于宋代社会既有生产方式变化的新动向，又有现实统治政策与传统主流非正式制约的冲突，同时又由于宋代所面对的历史特殊性，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宋代展开义利思想大讨论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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