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小農、小工、小商的三位一體化趨勢(3)

  來源: 中國經濟史研究

許多農民利用農閒，走出家門，到附近、甚至外地從事手工業生產，也是宋代出現的一大景觀。陸九淵曾以撫州金谿縣農民大批兼營制陶業為例，說明了這一點：『金溪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陽鎮中甚相懸絕。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⑤。事實確是如此，開礦、冶煉等手工業部門中的勞動者，許多都是暫時離土離鄉，前來兼業的農民。如四川潼川府銅山縣是宋代重要的銅生產基地，『匠戶近二百家』，『諸村匠戶多以耕種為業，間遇農隙，一二十戶相糾人窟，或有所贏，或至折閱，系其幸不幸，其間大半往別路州軍銅坑盛處趁作工役。非專以銅為主，而取足於此土也』⑥。農民兼營銅礦採掘業有很大的冒險性，由於礦產資源和採掘技術水平的限制，並不總是贏利的，有時會賠錢折本，要看運氣的好壞。但他們常年從事這樣的兼業，便自然地掌握了銅礦採掘的專門技術，成為這方面的較熟練的勞動者。所以當家鄉附近的礦山資源有限，盈虧不常的時候，他們大多數人便會離開故土，到其他銅礦開採興盛的地區去繼續這種兼業。就這樣，他們既『非專以銅為主』，也不完全『取足於此土』。總的來看，在宋代的採礦、冶煉業的生產者當中，兼業的農民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這是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正如王炎所說：『鍛鐵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⑦。匠戶們亦工亦農，或者以農為主、以工為副，或者以工為主、以農為副，都沒有完全脫離農業，都同土地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只在農閒才從事採掘冶煉，表明他們尚處於從兼業農民向專業手工業者轉化的過渡階段。當他們完全從土地上被排擠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會成為十分老練的專業工匠；而一旦礦藏枯竭，或外面手工業生產的條件惡化，他們可能會回過頭來繼續主要以干農活為生。從長期的發展方向來看，傾向於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他們像候鳥一樣在故鄉的農業和外地、包括城市的手工業之間飛來飛去，分散、孤立、遊走不定，可能是這部分人從業的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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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覯集】卷31【先夫人墓誌】，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② 黃休復：【茅亭客話】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彭汝礪：【鄱陽集】卷2【六月自西城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道潛：【參寥子詩集】卷1【歸宗道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陸九淵集】卷10【與張元鼎】，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⑥ 王之望：【漢濱集】卷8【論銅坑朝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 王炎：【雙溪類稿】卷22【上宰執論造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僱工。那些既缺資金又無技藝的農民，即葉適所說的『駑鈍不才者』，兼業時就只有豁出自己最後的本錢――力氣了。僱工早就出現了，宋代的許多生產部門中都廣泛存在。就來源而言，僱工主要是由從土地上被完全排擠出來的那一批人組成的，但其中也有不少來自下層農民(包括佃戶)。知紹興府張守說，家業錢『二十千之家，必傭、販以自資，然後能糊口』①。實際上各地農民的家境差別很大，決非二十千家業錢一條槓槓所能概括的。農民兼業當僱工涉足很廣。在四川，『邛州村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者，皆可雇其充使令擔負也』②。這是農民到城市勞務市場上出賣勞動力的例子。在江南東路，『樂平新進鄉農民陳五，為翟氏田仆，每以暇時，受他人傭雇，負擔遠適』③。這是佃戶利用農閒當僱工的例子。『有陝民值凶荒，母妻之別地受傭，民居家耕種自給』④。這是分出一部分家庭勞力從事僱工的例子。農民兼業受僱於人，幹什麼活當然要聽憑雇主的安排，從材料上看，似乎以單純的出賣力氣者居多。


    如上所述，兼營手工業小商品生產、小商業、小僱傭勞動的農民在宋代的各個地區都有，他們活動的時間多數是在農閒之際，利用季節性的農業勞動力剩餘；他們兼業所依賴的，有的是微薄的資金，有的是手藝技術，有的則純粹是體力；從事兼業者，有下層主戶、有客戶、有男有女。儘管統計數字先天不足，無法確知兼業者所占的比重狀況，但上述史實足以使我們得出結論：農民兼業是宋代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宋代農民的身上十分明顯地出現了一個小農、小工、小商三位一體化的發展趨勢。


    是什麼原因促使宋代的農民紛紛湧上兼業道路的呢?不用說，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其騰出身子而兼業的基本前提，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為之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此外，直接的原因還可大致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僅憑農業上的收入難以生存。墾田面積的擴大落後於人口增長，每戶平均土地持續下降，是宋代農業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全國而言，北宋前期的50多年間，即從原來每產平均95．5畝，下降到60．5畝；宋仁宗以後，由於土地兼併者隱田漏賦的嚴重，戶均田畝下降幅度更大。就地區而言，在兩浙、江東、江西、成都府、福建路等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地區，戶均土地持續下降的趨勢表現得尤為突出。與此同時，土地兼併也日益猖獗起來。大致在北宋中期、北宋末期、南宋全期，先後出現了三次土地兼併的浪潮，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土地越來越向少數人手裡集中。如果說全局性的戶均土地下降導致了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大量存在，那麼土地兼併勢力的膨脹更加劇了土地分配嚴重不均，加快了整個農民階級向下層主戶、以至佃戶淪落的步伐⑤。人均土地少使下層主戶、佃戶的經濟力量驟減，來自農業的收入愈益不足。丁度說：『蜀民歲增，曠土盡辟，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⑥。人口的增加已經對有限的土地造成壓力，糧食收入已不能維持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迫使他們尋求新的經濟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