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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王曉明博客 北宋亡國即靖康之變，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卻始終令人難忘。『靖康恥，猶未雪……』，但凡中國人，人人能朗誦，個個會歌唱。所謂北宋亡國，雖然不是國家淪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這一歷史事變實在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大深重歷史災難。金朝攻滅北宋，造成上千萬民眾死於戰亂、上千萬民眾流離失所。難怪從當時到現在，人們不斷地議論着北宋亡國的緣由，提出了各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唱着『老』調子亡國？
北宋何以亡國？近數十年來，人們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調子亡國。這種論斷的依據是魯迅先生在其雜文【老調子已經唱完】中的一段議論：『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當然，對於北宋亡國的原因，議論最多的無疑是心存亡國之痛的宋朝人。當時人的議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編造荒誕邪說。比如說什麼北宋亡國是由於宋真宗的陵墓風水不好。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擔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謂不聽陰陽師徐仁旺的話，把真宗的陵墓確定在牛頭山後。可是徐仁旺當時曾經上書陳述『山後』之害：『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後來不出所料，金軍攻破開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未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則『幅員之內半為盜區。』又比如說什麼北宋亡國是因為徽宗改元宣和，所謂『宣』即『一家有二日』，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氣數已盡，『上天』早有預示。據說宣和末年在開封上清宮瑤仙殿出現字跡數行：『家內水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這便是『上天』的預示之一。對此，人們起初困惑不解，北宋滅亡後，才如此解釋：『家內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別是『佶』、『桓』，即徽宗、欽宗的名字，而所謂『火』則是有『炎宋』之稱的趙宋王朝的所謂『德運』。諸如此類的荒誕邪說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會。
另一類是追究個人責任。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徽宗寵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將亡而未亡之時，太學生陳東便將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痛斥為『六賊』，認為他們是導致禍亂的罪魁。其實，徽宗作為六賊的總後台，其罪責不在六賊之下。陳東受歷史所限，只罵貪官，不罵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論一出，立即廣為傳播，並被人們普遍接受。號稱深得二程真傳的著名理學家楊時又追根溯源，進而將罪責歸結於王安石。他說：『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而南宋初年，號稱中興名臣的趙鼎也同意這個說法。高宗接過話柄，大肆渲染：『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大臣們當然會隨聲附和。於是，這種說法在整個南宋時期甚至元明清時代幾乎被視為定論。可以肯定，高宗對這種觀點予以鼓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維護趙氏一家一姓統治的需要。
如今人們普遍將神宗、王安石譽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時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時代。徽宗以神宗的紹述者自居，對新法給予高度肯定與頌揚，而蔡京則以王安石的繼承者自命，在他的倡議下，王安石繪像於顯謨閣，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兒子均配享孔子廟，至於其後代則男性賜官職、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廢除舊法，重用新黨、打擊舊黨，在政治上與王安石對立的司馬光等120人被指斥為『奸黨』，對新法稍有微辭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為『元符上書邪等人』。這兩種人的姓名均被列入『黑名單』，在這個『黑名單』上的人，已經死了的，就追貶官職，活着的，就流放或貶官，且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他們的子孫和近親也不能和皇族通婚。這些歷史事實足以證明，蔡京等『六賊』與作為王安石及其新黨對立面的舊黨勢不兩立。
應當承認，蔡京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確實多少有些繼承關係。比如『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就是蔡京的主要治國思想之一，就是源自於王安石，和司馬光的主張正好相反。又如對待邊疆少數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權，舊黨一向牽就，而新黨的態度則相當強硬。蔡京以新黨自居，繼承強硬政策，他在徽宗時期多次發動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創行新法的反對者，而是新法的擁護者和推行者。他們口頭上唱的不是老調子，而是『新』調子。魯迅雖然學識淵博，但俗話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們不應當將其片言隻語視為不可更改的信條。
二、蔡京與王安石是一丘之貉？
蔡京雖然發跡於王安石當政期間，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時歷任中書舍人、知開封府等要職。但王安石對蔡京並不賞識。蔡京與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個人品質來說，王安石以『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而著稱，蔡京則以『享用侈靡』而聞名。這類記載太多，不勝其舉。王安石雖不愛官職，然而一旦身居要職，即盡力將其政治理想變為政治實踐，並始終堅持。連他早年的好友、後來的政敵司馬光也覺得王安石太過固執。而蔡京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個官迷，他一切以向上爬為目的，沒有固定的政治見解，是個典型的政治投機家。比如神宗死後，舊黨得勢，蔡京隨風轉舵，一味討好司馬光。司馬光要求在5天之內恢復舊法，其他官員都表示難以如期完成。唯獨蔡京立刻恢復舊制，讓司馬光大加讚賞。等到哲宗親政，新黨再度得勢，蔡京立即搖身再變。王安石與神宗君臣相得甚歡，可謂千載一時。然而王安石對神宗不時直言規諫，乃至面折廷爭。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豈止一味逢迎而已。徽宗這個18歲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極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勸誘，無疑是個重要原因。可見，蔡京不僅應入【奸臣傳】，還應入【佞幸傳】。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標準的大臣、諍臣，而蔡京則是個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豈能混為一談！
就施政方針來說，徽宗、蔡京雖然也號稱推行新法，但與神宗、王安石所實施的新法同中有異甚至形同實異。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並有利民便民的考慮。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則在於搜刮民脂民青，以滿足徽宗及其寵臣極度荒淫的生活所需。蔡京雖然敢於改動祖宗成法，但當改者不改。如冗官問題本應加以解決，可是徽宗時期問題反而越發嚴重。於是，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官員數量暴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員總數已達48000餘人，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又如強幹弱枝的傳統國策本應加以調整，可是蔡京等人依舊蕭規曹隨，以致『靖康之禍，虜騎所至，莫不潰散。』而不當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拋棄外戚不任軍相、宦官不典機密、宰執應避親嫌等不少舊規，於是當時出現了北宋歷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韓忠彥、鄭居中乃至蔡京都是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與蔡卞是第一對兄弟宰執，蔡京與蔡攸是第一對父子宰執，並開創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極度腐敗。徽宗、蔡京為了粉飾太平，也曾實施過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舉，諸如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之類，然而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他們推行新法的重點在於理財。至於其效果，當時人有評論：『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現法惠奸。』其實，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豐法雖不『惠民』但『惠國』，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至於徽宗、蔡京的崇觀法，其效果則與熙豐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國』，只有利於昏君和佞臣。當時，每年增加的財稅收入，除供徽宗揮霍以外，又被蔡京等奸臣大量侵吞。所以，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過是盤剝民眾的幌子而已。
總之，蔡京與王安石不僅個人品質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針形同實異。蔡京所推行的『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稱。北宋顯然是唱着『新』調子亡國的，只不過這個『新』字是一定要加上引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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