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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鄉村下戶和客戶的實際經濟地位是相似的，同處於社會底層，『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壟畝之多寡無甚相遠，粗糲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19]有的學者認為鄉村第四等戶相當於自耕農，第五等戶相當於半自耕農，似乎是將複雜的社會現象過於簡單化，在今存史料中也難以找到依據。
宋代鄉村的商品經濟雖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仍以自然經濟為主，農民與商人的關係並不密切，與農民關係密切的當然是地主。地主擁有大部分田地，其主要經營方式則是出租。宋代的貨幣地租有一定的發展，卻仍以實物租為主。在實物租中，分成租包括主客對分，主客四六分、三七分、6×4分、七三分等，定額租在北方約每宋畝幾宋斗，南方很多在每宋畝幾宋斗到一宋石之間，有的高達二宋石以上。江淮以南地區較多地實行晚稻和冬麥兩熟制，水田不收麥租，也有相當的普遍性。此外，耕牛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出租，也有牛租。高利貸也是地主盤剝農民，兼併田地，將農民束縛于田地的重要手段。北宋和南宋的法定借貸年利率分別以１００％和５０％為限，並且禁止『回利為本』的複利，『元借米谷者止還本色』。[20]但實際生活中的高利貸卻不以官方所定的利率為限。編入鄉村下戶和客戶的農民分別有不同的賦役負擔。宋朝攤派賦役，始終注意了鄉村主戶與客戶的區別，鄉村上戶與下戶的區別，對下戶和客戶有一系列減免的規定。但由於地主轉嫁賦役負擔等各種原因，鄉村下戶和客戶不可能得到輕徭薄賦的實惠，卻成為賦役的主要承擔者。
從宋朝的史實出發，地主階級大致可劃分為皇室、官戶、吏戶、鄉村上戶、僧道戶、ト說燃父黿撞恪３了趙氏皇室外，官戶作為一個法定的階層，居於社會的最高層，宋朝的外戚大體可列入官戶，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戶。官戶享有若干特權，也有不少禁約，在宋朝的龐大等級結構中，即使同屬官戶，其特權和禁約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別。官戶絕大多數擁有數量不等的田產，他們收取地租，很多人又兼營工商業，官場中也有各種貪污腐敗的情況。宋朝的中高級官員雖有蔭補特權，但官戶的成員卻仍經常處於流動狀態，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敗家。這與魏晉南北朝時的門閥士族形成鮮明對照。
宋朝官與吏的流品區分甚嚴，從體制上貴官而賤吏，這與金元社會也形成鮮明對照。但從另一角度看，吏戶卻是僅次於官戶的統治階級，其戶數也多於官戶，對廣大民眾說來，則是更為直接的統治者、壓迫者和剝削者，甚至有『吏強官弱』之說。[21]吏戶兼併田產，放高利貸，貪污、行賄、勒索等行為，也史不絕書。
鄉村上戶大體上是指沒有官和吏的身份的地主。儘管各地的劃分戶等標準不一，但鄉村上戶往往擁有幾百畝以上的田產。按照宋朝制度，鄉村上戶須服職役，即吏役，即擔任州縣衙門公吏或鄉村基層政權頭目，他們輪差服役期間，就由平戶升格為形勢戶，退役之後，又降為平戶。鄉村上戶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子弟們讀書應舉，由科舉入仕，上升為官戶。此外，宋朝的進納制度，即鄉村上戶通過向國家捐獻錢糧之類，也可入仕。但官場中對進納入仕者的升遷有許多限制，被視為是一種並不榮耀的出身。
僧道戶是指僧寺和道觀，宋朝的戶口登記中，一般是將一座寺觀作為一戶，而『附入主戶數』。[22]寺觀往往出租田產，也兼手工業、商業、典當借貸業、房地產出租業等。有的地區，例如福建路，僧寺的田產更遠富於民戶。僧道原則上不能繁衍後代，寺觀的田產等由住持僧和知宮觀事掌管，而此類人的選拔往往由官府世俗權力所操縱。
秩聳且桓鎏厥獾慕撞悖他們是官戶和地主的高等僕人，為官戶等經營田地出租，收取地租，買賣田地，主管財務，放高利貸，經營商業等，但對農民而言，卻是直接的盤剝者。部分秩艘燦凶約旱奶鋝，或向農民轉租官私田地。
宋朝的坊郭戶作為城市居民，其上戶包括城居官戶、吏戶、地主、秩恕⒎恐鰲⒋笊倘恕⒋主、手工業主等，宋朝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貸主、房主幾位一體的情況。坊郭下戶包括小商販、工匠等。宋代社會的商人勢力較前朝壯大，輕商的傳統觀念有所削弱，大商人已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
宋代的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稱是人力和女使，具有僱傭性質，其社會地位顯然比唐律中的奴婢有所提高。
總的說來，唐宋時代農業、商業、手工業以至家內勞動中僱傭制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以農業作為主要的產業部門，秦漢時農業中有奴隸制和僱傭制，但租佃制至少也佔據重要地位。降及宋、明、清三代，農業中以租佃制為主，僱傭制為輔。但在工商業以至家內勞動中，其演變的方向則是由奴隸制轉變為僱傭制，而唐宋正是此種轉變的重要時期。三、宋朝的宗族組織和制度
中國古代的宗族組織和制度，比較典型的大致是西周王族和諸侯的封建制，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制以及明清的宗族組織與制度。宋朝的宗族組織和制度是取代門閥士族而興起的，其實是明清宗族組織和制度的嚆矢，但在不少方面，後世的組織和制度又比宋代更加豐富而嚴密。
在門閥士族制的廢墟上，不少宋儒呼籲和倡導按照儒家的倫理，重新建立宗族規制。如程顥、程頤和張載都強調說，『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23]『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24]從今存的史料看來，宋代的宗族組織和制度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修族譜：宋朝趙氏皇族有【皇帝玉牒】、【宗支屬籍】、【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仙源類譜】等，[25]【宋史】卷２１５【宗室世系表】說：『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繁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敘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不可以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概見。』但玉牒之類只是官修的皇族族譜。
至於私家族譜，自從北宋中期歐陽修和蘇洵倡導以後，士大夫們私修族譜的風氣開始興盛起來。程顥、程頤和張載都說：『宗子法廢，後世譜諜尚有遺風。譜諜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26]修族譜，就成為重建宗族組織和制度的重要措施。但此類族譜往往攀附歷史上的名人當祖先。如王安石著【許氏世譜】，實際上是以三國魏時的許據為始祖，卻又追溯到邈遠的神農氏，並歷述西周到兩漢的許姓名人。[27]北宋名臣文彥博的家譜說，『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諡為氏，與翼祖（宋太祖祖父趙敬）諱同』。『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28]宋人私修族譜的數量相當可觀，『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以至連修族譜的倡導者之一蘇洵和蘇軾一族的譜牒，也『不免』有誤。[29]人口流動，名門望族盛衰不常，也都影響了族譜記錄的準確性。宋時民間的族譜也是多種多樣，如有宗枝圖、宗圖等名目。[30]
二、族長和房長的設置：程顥、程頤和張載所提倡的『立宗子法』，其具體實踐就是宗族之下分房，分別設族長和房長。宋朝皇族就是在宗族之下分房，如宋太祖兩個兒子燕王趙德昭和秦王趙德芳，其世系表就稱燕王房和秦王房，但降及後世，每房的人群也十分龐大。【夷堅丁志】卷６【陳墓杉木】載，建陽『陳族十二房』，『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後『數房盪析』，這顯然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宗族。族長和房長主持本族和本房的某些事務，其推舉方式難以一概而論，但有的宗族無疑是推舉仕宦者。【名公書判清明集】從立繼、財產訴訟、掌管族產、收養孤幼等角度，有若干關於族長和房長事權的記錄。按宋朝法律，『戶絕命繼，從房族尊長之命』。如『有王聖沐者，號稱族長，握繼立之權』。梁居正死，『梁太行房長之事』，『主居正之喪』。有劉賣子劉元老，官員翁甫『牒押往族長劉萬二宣教（郎）宅，聽從收養』。義莊由『族長主其收支』。[31]
三、排行：唐宋時期流行排行，同輩的兄弟和姐妹分別按同一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或更遠的祖先排行，無疑是須以族譜為據。在宋代史料中，排行隨處可見，可惜缺乏完整的記錄。話本【西山一窟鬼】中有『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父親是通判，排行第七，兒子排行第七十三。陳亮在祝文和祭文中，稱『三五伯祖』和『三七叔祖』，又稱祖父母和父母為『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32]『承節』是承節郎的簡稱，孺人本是外命婦的一種封號，但此處與府君同屬尊稱。文天祥排行『第千一』，稱弟文璧為『千二哥』，妹文懿孫為『百五賢妹』，是男女分別排行。[33]【名公書判清明集】卷７【立繼有據不為戶絕】載『吳琛有女四人，子一人』，從二十四排行到二十八，又是男女混合排行。排行既是社會習俗，用作稱呼，也是宗族制度的組成部分，用以維繫同輩人的宗族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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