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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是相似的，同处于社会底层，“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19]有的学者认为乡村第四等户相当于自耕农，第五等户相当于半自耕农，似乎是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在今存史料中也难以找到依据。
宋代乡村的商品经济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当然是地主。地主拥有大部分田地，其主要经营方式则是出租。宋代的货币地租有一定的发展，却仍以实物租为主。在实物租中，分成租包括主客对分，主客四六分、三七分、6×4分、七三分等，定额租在北方约每宋亩几宋斗，南方很多在每宋亩几宋斗到一宋石之间，有的高达二宋石以上。江淮以南地区较多地实行晚稻和冬麦两熟制，水田不收麦租，也有相当的普遍性。此外，耕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租，也有牛租。高利贷也是地主盘剥农民，兼并田地，将农民束缚于田地的重要手段。北宋和南宋的法定借贷年利率分别以１００％和５０％为限，并且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20]但实际生活中的高利贷却不以官方所定的利率为限。编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农民分别有不同的赋役负担。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与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与下户的区别，对下户和客户有一系列减免的规定。但由于地主转嫁赋役负担等各种原因，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ト说燃父鼋撞恪３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宋朝的外戚大体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享有若干特权，也有不少禁约，在宋朝的庞大等级结构中，即使同属官户，其特权和禁约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别。官户绝大多数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他们收取地租，很多人又兼营工商业，官场中也有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况。宋朝的中高级官员虽有荫补特权，但官户的成员却仍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败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形成鲜明对照。
宋朝官与吏的流品区分甚严，从体制上贵官而贱吏，这与金元社会也形成鲜明对照。但从另一角度看，吏户却是仅次于官户的统治阶级，其户数也多于官户，对广大民众说来，则是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甚至有“吏强官弱”之说。[21]吏户兼并田产，放高利贷，贪污、行贿、勒索等行为，也史不绝书。
乡村上户大体上是指没有官和吏的身份的地主。尽管各地的划分户等标准不一，但乡村上户往往拥有几百亩以上的田产。按照宋朝制度，乡村上户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他们轮差服役期间，就由平户升格为形势户，退役之后，又降为平户。乡村上户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子弟们读书应举，由科举入仕，上升为官户。此外，宋朝的进纳制度，即乡村上户通过向国家捐献钱粮之类，也可入仕。但官场中对进纳入仕者的升迁有许多限制，被视为是一种并不荣耀的出身。
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观，宋朝的户口登记中，一般是将一座寺观作为一户，而“附入主户数”。[22]寺观往往出租田产，也兼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有的地区，例如福建路，僧寺的田产更远富于民户。僧道原则上不能繁衍后代，寺观的田产等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而此类人的选拔往往由官府世俗权力所操纵。
秩耸且桓鎏厥獾慕撞悖他们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但对农民而言，却是直接的盘剥者。部分秩艘灿凶约旱奶锊，或向农民转租官私田地。
宋朝的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其上户包括城居官户、吏户、地主、秩恕⒎恐鳌⒋笊倘恕⒋主、手工业主等，宋朝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贷主、房主几位一体的情况。坊郭下户包括小商贩、工匠等。宋代社会的商人势力较前朝壮大，轻商的传统观念有所削弱，大商人已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的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称是人力和女使，具有雇佣性质，其社会地位显然比唐律中的奴婢有所提高。
总的说来，唐宋时代农业、商业、手工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雇佣制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业作为主要的产业部门，秦汉时农业中有奴隶制和雇佣制，但租佃制至少也占据重要地位。降及宋、明、清三代，农业中以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但在工商业以至家内劳动中，其演变的方向则是由奴隶制转变为雇佣制，而唐宋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三、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
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和制度，比较典型的大致是西周王族和诸侯的封建制，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制以及明清的宗族组织与制度。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是取代门阀士族而兴起的，其实是明清宗族组织和制度的嚆矢，但在不少方面，后世的组织和制度又比宋代更加丰富而严密。
在门阀士族制的废墟上，不少宋儒呼吁和倡导按照儒家的伦理，重新建立宗族规制。如程颢、程颐和张载都强调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23]“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24]从今存的史料看来，宋代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修族谱：宋朝赵氏皇族有《皇帝玉牒》、《宗支属籍》、《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等，[25]《宋史》卷２１５《宗室世系表》说：“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繁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虽封国之制不可以复古，而宗法之严，恩礼之厚，亦可概见。”但玉牒之类只是官修的皇族族谱。
至于私家族谱，自从北宋中期欧阳修和苏洵倡导以后，士大夫们私修族谱的风气开始兴盛起来。程颢、程颐和张载都说：“宗子法废，后世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6]修族谱，就成为重建宗族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措施。但此类族谱往往攀附历史上的名人当祖先。如王安石著《许氏世谱》，实际上是以三国魏时的许据为始祖，却又追溯到邈远的神农氏，并历述西周到两汉的许姓名人。[27]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家谱说，“文氏之先，出陈公子完，以谥为氏，与翼祖（宋太祖祖父赵敬）讳同”。“其后有韶，汉末为扬州刺史。自韶以来，世乃可谱”。[28]宋人私修族谱的数量相当可观，“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以至连修族谱的倡导者之一苏洵和苏轼一族的谱牒，也“不免”有误。[29]人口流动，名门望族盛衰不常，也都影响了族谱记录的准确性。宋时民间的族谱也是多种多样，如有宗枝图、宗图等名目。[30]
二、族长和房长的设置：程颢、程颐和张载所提倡的“立宗子法”，其具体实践就是宗族之下分房，分别设族长和房长。宋朝皇族就是在宗族之下分房，如宋太祖两个儿子燕王赵德昭和秦王赵德芳，其世系表就称燕王房和秦王房，但降及后世，每房的人群也十分庞大。《夷坚丁志》卷６《陈墓杉木》载，建阳“陈族十二房”，“诸陈各有田三、二十亩”，后“数房荡析”，这显然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宗族。族长和房长主持本族和本房的某些事务，其推举方式难以一概而论，但有的宗族无疑是推举仕宦者。《名公书判清明集》从立继、财产诉讼、掌管族产、收养孤幼等角度，有若干关于族长和房长事权的记录。按宋朝法律，“户绝命继，从房族尊长之命”。如“有王圣沐者，号称族长，握继立之权”。梁居正死，“梁太行房长之事”，“主居正之丧”。有刘卖子刘元老，官员翁甫“牒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郎）宅，听从收养”。义庄由“族长主其收支”。[31]
三、排行：唐宋时期流行排行，同辈的兄弟和姐妹分别按同一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或更远的祖先排行，无疑是须以族谱为据。在宋代史料中，排行随处可见，可惜缺乏完整的记录。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王七府判儿，唤做王七三官人”。父亲是通判，排行第七，儿子排行第七十三。陈亮在祝文和祭文中，称“三五伯祖”和“三七叔祖”，又称祖父母和父母为“皇祖三六承节、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32]“承节”是承节郎的简称，孺人本是外命妇的一种封号，但此处与府君同属尊称。文天祥排行“第千一”，称弟文璧为“千二哥”，妹文懿孙为“百五贤妹”，是男女分别排行。[3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７《立继有据不为户绝》载“吴琛有女四人，子一人”，从二十四排行到二十八，又是男女混合排行。排行既是社会习俗，用作称呼，也是宗族制度的组成部分，用以维系同辈人的宗族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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