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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史家論及漢代宰相制度變化，大凡都追溯到漢武帝在位之時，而歸因於君權、相權之矛盾。事實是否如此？我以為不然。
一
公元前128年，謀士徐樂與漢武帝談論為政之道時說：『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偏袒大呼，天下從風……。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故賢主……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這裏，徐樂重點在提醒武帝減輕賦稅、徭役，以防止和消弭農民起義；對統治集團內部的吳楚之亂不過舉為陪襯，至於君權、相權的矛盾則隻字未提。與徐樂同時上書、召見、封官的主父偃、嚴安，為武帝所劃各策也同樣沒有涉及君權、相權關係。如果主、相之間爭奪權力，武帝確係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權，善於見風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對這個問題不置一詞嗎？這就從反面證明，漢初七十年君權、相權之間沒有什麼重大矛盾，所以當時的政治家並未予以注意。
漢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沒有反映這方面的問題。就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言，當時重點在防範和削弱諸侯王。『時大臣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諸侯王莫不悲怨』。為此頒佈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它們均以律、令形式，作為長久適用的規範、措施出現，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時權宜之計。
宰相制度的變化則不同。漢武帝雖然處死過丞相，貶黜過御史大夫，卻從未頒佈過一條律令改革整個制度。許多事實表明，自漢初以來，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權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權力。
【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曹參為相國，政尚清靜無為，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讓參子曹質問他為何『無所請事』？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惠帝、呂后時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辭職，文帝竟讓陳平『專為一丞相』，此後西漢一直沿用不改。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罷太尉官，屬丞相』。後代基本沿用。文帝曾命丞相灌嬰率軍八萬五千擊匈奴；武帝曾命丞相劉屈勇蝕缶平定戾太子叛亂。證明丞相掌握兵權，集文武大權於一身。
【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亞夫為丞相，竇太后欲封王信為侯，景帝猶疑不決說：『請得與丞相議之』。
【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田`於武帝時為丞相，『入奏坐語移日，所言皆聽』。
以上史實，用漢初以來君權、相權矛盾逐步尖銳，皇帝處心積慮想改革舊制，削弱相權的觀點是很難解釋得通的。當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來似乎有利於上述觀點，可是仔細分析，便會發現它們並不屬於相權過大，與君權衝突的性質。
其一是漢景帝與丞相周亞夫的矛盾。據【史記】卷五七【周勃世家】，本來景帝很器重周亞夫，後來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廢太子榮，周亞夫固爭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反對又未成，『因謝病』，被免相。這兩件事本屬不同政見之爭。周亞夫力諫，並非相權膨脹，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對皇帝做出的重大決策進行諫諍的精神。另一面，景帝否決周亞夫之議，也是君主專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許的。如果兩人都有度量，關係本不該受到影響。然而不幸兩人度量狹窄，周亞夫竟憤而『謝病』，景帝藉口將他打擊致死。很明顯，景帝所惱火的不是丞相權力的大小，而是周亞夫固執己見，觸犯皇帝尊嚴。正因如此，他雖打擊周亞夫，卻絲毫沒有想到要調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權力。這固然也是君臣之間的一種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權力之爭卻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漢武帝與丞相田`的矛盾。此事見於【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列傳】。田`『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這是常被引用作為君權、相權矛盾尖銳的史料，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第一，田`是漢武帝的舅舅，好儒術，與武帝氣味相投。雖因武帝祖母竇太后好黃老，一度免田`太尉職，但竇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為丞相。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對他『所言皆聽』，甚至他貪得無厭，『請考工地益宅』時，也只說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庫』的氣話了事，並不深究。
第二，田`作為丞相薦人為二千石官，從制度上說並未越權。由於此故，在所薦人中即便有個別的(『或』)起家至二千石，也談不上『權移主上』。司馬遷這麼形容，大概是對田`奏事太久，薦人太多所用的一句誇張之詞，不能理解得太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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