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宰相制度變化：一次適應中央集權發展的改革(4)

  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其次，漢武帝也沒有削弱相權的具體表現。就近臣與大臣辯論言，如果武帝存在上述思想，人事問題應是主、相權力之爭的主要內容，辯論場合應該最多。然而，除田`奏事、薦人和武帝發生點矛盾外，現有史料能看到的辯論，沒有一件涉及人事，全屬新形勢下遇到新問題，想通過辯論尋找新對策。如嚴助與田`之辯論是要不要救東甌？朱買臣與公孫弘(時爲御史大夫)之辯論是要不要罷新置的朔方郡？吾丘壽王與公孫弘之辯論是爲平定所謂盜賊，要不要禁民挾弓弩？辯論結果，武帝往往支持近臣，因爲近臣年青一些，偏於進取，與武帝意合；而大臣年紀大，思想保守一些，與武帝意左。全都和君權、相權的大小無關，而屬於採取哪種措施方能鞏固中央集權、統一國家之爭。也正因如此，武帝對持不同政見的大臣並未歧視或打擊。如田`爲太尉反對出兵救東甌，並不妨礙他升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極力反對王恢出擊匈奴之議，武帝雖從王恢議而仍派韓安國率軍出征，並欣賞他爲『國器』。公孫弘在是否罷朔方郡之爭上站在武帝和近臣朱買臣的對立面，仍被武帝破格提爲丞相。這種政治氣氛，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好反映武帝鼓勵宰相大臣行使權力，出謀劃策。公孫弘深知這一點，當丞相後，起客館，『開東x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張湯也深知這一點，出任御史大夫後更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公孫弘、張湯都是善於察言觀色，窺測上意的人，如果武帝確嫌宰相權重，把在重大問題上積極出謀劃策看成是相權膨脹，以至到了設立近臣給予壓制的地步，他們還敢這樣觸犯忌諱嗎？當然不敢。
    再次，提升布衣公孫弘先爲相、後封侯，也談不上是武帝有意改變舊制，藉以壓制列侯勢力。因爲這種看法的前提，即列侯已形成對抗皇帝的一種勢力是不存在的。且不說秦代之列侯(徹侯)完全是皇帝統治的社會支柱，即就漢初幾十年言，在統治階級內部除諸侯王確有威脅外，列侯以及由列侯充任的宰相何曾對抗過皇帝？呂后欲封諸呂爲王，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皆不得不附和，只有右丞相、安國侯王陵公開反對，而且還是爲了堅持劉邦所定『非劉氏不王』的舊制，並非代表什麼列侯勢力，但呂后表面提升王陵爲帝太傅，輕易就奪了他的相權。呂后死後諸呂謀反，靠的是呂后生前的影響，而和他們本身是王、是侯關係不大。其後周勃因平諸呂之亂功高望重，可是文帝一免其相職，便只得乖乖就國，後被誣告謀反下獄，也沒有一個列侯敢於營救。至於景帝對周亞夫，簡直是隨意擺布。儘管周亞夫既有軍事才幹，又有平吳楚七國亂之功，但當他對景帝稍有不馴之舉，便招來殺身之禍，又有哪個列侯敢於出面營救？丞相申屠嘉曾先後聲稱要斬文帝寵臣鄧通、景帝寵臣晁錯，可那只是空言而已，按漢制他哪有擅斬官吏之權？由於皇帝的庇護，鄧通、晁錯依然寵幸傾朝，而申屠嘉終於氣得『歐血而死』。人們也許會舉出元鼎五年武帝號召擊南越，以百數的列侯竟不響應，『皆莫求從軍』爲例，說明他們已形成對抗皇帝的一種勢力，致使武帝要借酎金不如法給予打擊。然而實際情況是，列侯從來都是君主專制的一個重要支柱。平吳楚七國之亂，他們出過力；武帝多次開邊，他們立過功，這次酎金奪爵人中不少就是因此封侯的。如韓說於元朔五年擊匈奴封龍P侯、公孫賀於元朔五年擊匈奴封南侯、趙破奴於元狩二年擊匈奴封從票侯、廣德於元狩五年因父樂擊南越死事而封龍侯等。特別是大量被奪爵的王子侯，靠推恩令方才『喜得所願』，對武帝感恩不盡。有什麼特殊原因使他們變成了對抗勢力呢？沒有。這次擊南越其所以『莫求從軍』，並非不爲，而是不能。早在平吳楚之亂時，列侯由於長期『爭於奢侈』、『子孫驕逸』，已是靠高利貸方得以治辦從軍行裝；至武帝時連年戰爭，他們不但要從征，而且要出財物，弄得『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現在又要打仗，他們難免顧盼觀望，哪裡談得上是對抗勢力？也正因這個緣故，武帝借酎金奪爵，令行禁止，絲毫未遇到抵制；丞相高陵侯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也只得自殺以謝罪。
    總之，漢承秦制，君權至高無上，雖在全國範圍內休養生息，但具體統治依然法制峻嚴，包括在統治集團內部。在這種局面下，根本不存在什麼『列侯的共和政治』，使皇帝感到巨大威脅，需要通過改變舊制予以打擊。武帝提拔公孫弘爲相確係破格，但那是因爲當時列侯多無能之輩，要找一個得力輔佐。正因如此，公孫弘死後，一般地主階級中沒有合適的人，便又以三位列侯李蔡、莊青翟、趙周爲丞相。固然，這幾個人先後下獄死，但那是因爲他們不稱職，甚至觸犯法律造成的，是另一回事。而接連用列侯爲相說明：在武帝心目中布衣爲相也好，列侯爲相也好，需要誰就用誰，一切以王朝利益爲標準，並非列侯是對抗勢力，布衣是易於駕馭之勢力。也正因如此，公孫弘爲相後武帝仍派近臣去論難；張湯犯法也立即迫他自殺，和列侯一視同仁。這同樣證明提拔公孫弘爲相併沒有什麼隱秘的意圖在其中。至於【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所說的『其後以爲故事』，也只是說從此有了先拜相，後封侯的先例，爲丞相任用開闢了一條新途徑，並不意味此後它立即成了主要制度。事實是公孫弘死後不但接連三個丞相均列侯，再往後四個丞相雖系先相後侯，但石慶是列卿子弟，公孫賀是外戚，並且原本是列侯(坐酎金不合格失去)，劉屈郵腔首澹都和所謂用布衣爲相打擊列侯勢力這一指導思想無干。只有最後一個丞相田千秋可算布衣出身，但他既『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只因上書替戾太子訟冤，感悟武帝，『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這是一種極特殊情況，並不足以說明武帝存在前述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