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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摘自【歷史研究】 當然，說領尚書事制度和中朝官制度之建立與發展主要並非出於君權、相權鬥爭的需要，並不意味皇帝與宰相沒有矛盾，但其矛盾性質大體上都和前述周亞夫、田`等一樣，和所謂相權膨脹沒有關係。為了避免煩瑣，這裏只就容易被人誤解的哀帝時例子進行剖析。
【漢書】卷十一【哀帝紀】贊曰：哀帝『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指丞相朱傅、王嘉)，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看來似乎主相權力之爭很激烈。可是仔細一分析，第一，所謂成帝時權柄外移，是指移於內輔之臣，即外戚王氏，而非移於宰相，為何哀帝要把怒氣發在宰相身上？何況哀帝自己也寵幸內輔之臣董賢，甚至想把帝位禪讓給他。可見，屢誅大臣恐怕和成帝之大權外移沒有必然聯繫。說『欲強主威』，也只是班固的一種分析，並無足夠根據。第二，即就朱博、王嘉得罪之事研究，也並非由於相權侵犯君權。朱博是因為想討好哀帝祖母傅太后，接受指令，去陷害另一大臣傅喜，觸犯了刑律；而王嘉則因諫諍太直，傷害了哀帝的自尊心。當時因為這類緣故而死的也不只王嘉一人，甚至近臣尚書僕射也不能倖免。這些都帶有個人特點，而和宰相權重與否沒有關係。關於這一問題有一強證，就是成帝時將丞相獨攬大權的三公制改為三公鼎立的宰相制度，然而到哀帝初竟又改了回去，恢復了丞相獨尊之局面(均見下)。如果哀帝有意識打擊、削弱相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綜上所述，武帝之後至成哀之間宰相制度的某些變化，領尚書事和中朝官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和武帝前期一樣，主要不是出於皇帝削弱相權這一指導思想，而是為了提高統治效率，更有效地進行封建統治。
但有段時期又當別論。這就是從昭帝立(前87年)，至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為止的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霍光領尚書事，為輔政大臣，一切大權都在他手中，所謂『海內之命斷於掌握』。在這期間，宰相權力的確有意識被限制、削弱了，但這是一種極特殊的情況。
武帝晚年，欲立少子弗陵(昭帝)，因弗陵年幼，才八歲，便不得不設輔政大臣。當時丞相田千秋雖『敦厚有智』，然『無他材能術學』，武帝不中意；同時給宮內輔政，只有侍衛之官(即後來的中朝官)方便，宰相總理百政，事務煩雜，又在宮外，也不合適。武帝環顧左右近臣，選中了奉車都尉霍光，以他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而副之以車騎將軍金日、左將軍上官桀。這樣，依靠武帝五十多年統治的威望和付託，『政事壹決大將軍光』的局面便基本定下來了。但是霍光原來的官位並不高。奉車都尉只不過秩比二千石，資歷也不夠，所以當過太僕(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夥同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搞掉霍光，事件雖迅速平定，卻不能不迫使霍光考慮如何對待地位比上官桀、桑弘羊還要高得多的丞相田千秋(時金日已死)和其他大臣。這個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霍光作為昭帝的代理人，不是不希望宰相充分行使權力，提高統治效率，以鞏固昭帝和自己的統治；但另方面，霍光原來地位畢竟比丞相、御史大夫、列卿要低，因此代表昭帝指揮百官特別是丞相，不能不有所顧慮。在這種情況下，採取的措施是：
第一，加強領尚書事的權力。漢武帝時領尚書事大概權力不大，所以史書不載誰擔任過這一職務。武帝顧命也未讓霍光等領尚書事。可能昭帝立後，霍光等人認為昭帝年幼，無法於百官朝見時處理國事，自己也不便當場代替昭帝向丞相、百官發號施令，最好辦法是通過文書上下，加以指揮。於是自封領尚書事，以比較婉轉的形式審批丞相、百官的文書，達到輔政的目的。這樣，無形中大大加強了領尚書事權力。
第二，由於宰相、列卿地位甚高，霍光在審批他們的文書時便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重新恢復漢武帝前期重用地位低的左右近臣參與謀議的辦法。如在上官桀等事件平定後，霍光先後引進張安世、杜延年、田延年為侍衛之臣，作為自己的助手與顧問。【漢書】卷六十【杜延年傳】載，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奸(指揭發上官桀)，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這樣便又促進了中朝官制度的完備，而為宣帝以後各朝所沿用。
第三，在任用丞相、御史大夫時霍光都挑雖不乏才幹，卻膽小怕事，能服從己命者。繼田千秋之後為丞相者有王D、楊敞、蔡義，性格均略同；如楊敞，本來還是霍光部下，為大將軍長史，經霍光一手提拔，『無勞』而不斷升官。以至『議者或言(霍)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
以上三項措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包含有意識削弱、限制宰相權力的因素在內的。但這不能代表宣帝以後的傾向，而是昭帝一代霍光的特殊身份決定的。宣帝以後即位皇帝均已成年，名正言順，沒有必要用窩窩囊囊的人當宰相；同時雖繼承了領尚書事和中朝官制度，也與霍光的意圖並不相同，從而賦予的權力也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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