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制（4）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看完一覽表後，馬上可知26個詔獄基本是以少府為中心的製造官府。這些製造官府承辦興建宮殿、官廳；製作皇帝、百官的朝服、祭服等；製作皇帝、百官的公事時的食物；管理武器；管理宮苑、治水等事務，是維持以皇帝、百官為中心的中央政府自身再生產的官廳。聚集在26個詔獄的刑徒，是為經常滿足上述中央政府的直接性需求而被編制而成的。  


　　當出現超越中央政府經常性需求的勞動需求時，除聚集在26個詔獄的刑徒外，還將發動首都周邊各郡的卒、刑徒，甚至全國性的勞動編制。在上述的修建帝陵時，『三河（河內、河東、河南）、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近郡卒徒十萬數』（【太平御覽】卷五五六所引【皇覽】）被組織編制一事，就是其具體事例。另外，在建造長安的城牆時，惠帝3年（前192年）春及5年正月，曾兩度發動組織長安周邊600里（約250公里）以內的145萬人的男女勞動力，同時3年6月還動員編制了全國諸侯王、列侯的徒隸2萬人。


　　袁仲一氏在整理完從秦始皇陵、咸陽宮、林光宮、阿房宮遺址等處發現的1119件（443種）帶有文字的磚瓦、陶器碎片後，將其上面的文字分為以下幾類：①是使用刑徒的中央官署制陶作坊陶文（696件、196種）；②是使用徭役的官營制陶作坊陶文（79件、32種）；③是都邑郡縣市亭制陶作坊陶文（53件、28種）；④是民間私營制陶作坊陶文（92件、54種）；⑤其他（199件、132種）（【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由此可知秦的陵墓、宮殿建造是組織刑徒勞動、徭役勞動及民間勞動來完成的。


　　在①的中央官署制陶作坊陶文中記有製作官府的名稱，其中有屬於少府的左司空、右司空、左水、右水、寺水、宮水、北司；屬於將作大匠的大匠、大水；以及屬於中尉的都船等。上述的官府到西漢被26個詔獄吸收繼承。②的使用徭役的官營制陶作坊陶文中記有縣名和人名，可以得知這些陶器是由以各縣為單位徵召、組織而來的陶工所製作的。陶文中出現的縣名大部分是陝西省的，其次大多位於甘肅、河南、山西省內。從以上有限的陶文可知，秦朝依據中央性需求的勞動編制，具有和西漢的帝陵建造基本相同的編制結構。


　　到了東漢，不僅中都官26詔獄被廢除，並且使用刑徒勞動、在製作官府中占核心地位的將作大匠的規模也被縮小【12】。但是，根據中央性需求的刑徒勞動的編制的規模，僅從遺留下的史料看，可以認為反而是擴大了。證明此說的證據，是從洛陽南郊發現的刑徒墓中出土的磚文【13】。磚文中記載刑徒所屬監獄的郡縣名、刑名、死亡年月日等，從中可以略知在東漢的首都洛陽被組織的刑徒勞動的一些情況。從552個刑徒墓中出土的820餘塊磚的磚文，其全貌雖然還未被介紹完畢，但據說其中有4塊是少府若盧的刑徒之物，其他的是從39個郡國、167個縣的監獄被徵召而來的刑徒之物。已被介紹的40塊磚的磚文拓本上記載的地名，主要以河南郡洛陽、潁川郡舞陽、南陽郡武陰等河南省的地名為主，還包括陝西、山西、山東、江蘇、安徽、湖北省等地，由此可知這些刑徒是以縣獄為徵召單位的全國性的編制【14】。像這樣中央性需求的全國性編制之所以能夠實現的原因，可以推測是因為洛陽處於交通中心，相對長安，洛陽的人、物的流通和聚集相對比較容易。【水經注】卷一六穀水條所引用的順帝陽嘉元年（132年）的碑文，記載永建六年（131年）9月，根據詔讓令開始修築太學，其中使用了工徒11．2萬人一事。根據此記錄，可以推算東漢後期從全國各地組織編制而來的刑徒勞動規模的大小。


　　（二）地方性需求、廣大區域性需求及其編制


　　從東漢洛陽出土的刑徒磚的記載可以確定，刑徒是以郡或縣為基本單位進行集積。『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的記錄，也顯示縣是刑徒勞動的全國性編制的基本單位。隋的蕭吉所著【五行大義】論諸官第22中引用的翼奉的著述，在列舉郡府的諸部局（曹）之一的尉曹時，解釋『尉曹以獄司空為相關機構，主管士卒、獄事、罪人逮捕（尉曹以獄司空為府，主士卒獄閉捕亡）』。此處所說的獄司空，主要是設置在各縣，管理刑徒的的獄官（【續漢書．百官志】一司空條劉昭注補應劭【漢宮儀】）。據翼奉所說，西漢後期的郡府里也設有獄司空，與尉曹相互協作管理刑徒。有關尉曹的職掌，其不僅管理甲卒、更卒（士卒），而且還管理刑徒。在中央政府的宰相府（三公府）里，各自設有和郡縣相同的諸部局，三公府的尉曹也『主卒徒轉運事』（【續漢書】百官志工太尉條）。於是，在縣、郡、三公府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內，分別設有尉曹，管理徭役勞動和刑徒勞動。


　　刑徒是由郡縣的地方官府，特別是由尉曹與獄司空相互協作進行管理一事，說明處於地方階段的勞動需求，是由以郡縣為單位的更卒、刑徒的勞動來完成的。例如，東漢時期在太原郡開鑿漕運路，就是其具體事例之一。永平年間（58―75年），在開鑿從都慮到羊腸倉的漕運路時，即使太原郡的吏、民都積極從事力役，但是經過連續幾年的努力都沒能完成道路。因此，建初三年（78年）中央政府派鄧訓作為謁者，讓他監督此次工程，並改漕運為陸運，『全活徒士千人』（【後漢書・鄧訓列傳】）。這個事例講述了如下事實：太原郡內的運河修建，首先是組織編制了在郡內聚集的數千人的刑徒、徭役勞動力。但當以郡為主體的事業無法進行時，就轉換為由中央管轄的事業來完成。其次，【隸釋】卷四的『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中，記載『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的事例，這也是記述為維持郡內的交通，刑徒勞動被動員編制的具體事例。此外，【水經注】卷一渭水條中所引【三輔黃圖】中記載『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這也說明為橋梁的經常性維修，刑徒勞動被徵用一事。但是，以縣為單位組織刑徒勞動的事例，就筆者所知，完全沒有流傳下來。這和縣階段的更徭編制的具體事例基本沒有流傳下來一樣，從中應該考慮史料存在的不均衡性。


　　與此相比，留下較多史料的，是根據跨越數郡的廣大區域需求而編制的刑徒勞動。首先有著名的『開通褒斜道摩崖』（【金石萃編】卷五）的事例。即『永平六年（63年），漢中郡根據詔書的命令，受領廣漢、蜀郡、巴郡的刑徒2690人，開通褒斜道』一事。這是一次跨越廣大區域的工程，其具體工程內容為『建棧道633間、大橋5座、道路258里（約107公里）、郵亭、驛置（警察、通信設施）、徒司空（刑徒管理機構）、包括褒中縣等縣在內的廳舍64個，累計共動用766800餘人的勞動力』。這次事業的主體雖然是漢中郡太守，但因工程跨廣大區域，要動用三個郡的刑徒，所以需要皇帝的詔刃碸傘６用郡內的徭役、刑徒勞動的郡內區域性事業，可以由郡太守、縣令自行決定、安排完成。而廣大區域性事業則需要皇帝的認可。上述太原郡的開鑿漕運路工程，最終也是以中央為主體，並在改漕運為陸運時，曾請示章帝希望得到批准。


　　此外，元光年間（前134―前129年）因黃河在瓠子決堤，災害波及廣大區域，武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史記】卷二九【河渠書】）。並且據馬第伯的【封禪儀記】所記，因光武帝建武32年（56年）2月的泰山封禪，『二月九日到魯，遣謁者郭堅伯，率刑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其後，12 日又投入修建道路的刑徒1000人（【續漢書】祭祀志上劉昭注補引應劭【漢宮儀】）。此外，元和元年（84年）章帝在巡幸江陵、宛一帶的南方時，『命司空白將徒支柱橋梁』（【後漢書・章帝本紀】）。後兩個例子，雖然受編制的刑徒是各郡縣的刑徒，工程的結果造福的是當地的居民，但是這兩例都是和皇帝行幸有關的跨越廣大區域的道路、橋梁的修築，都不是根據地方的獨自性勞動需求的產物，所以在此將其歸為廣大區域編制。


　　刑徒勞動的廣大區域性編制的特性如下：和徭役勞動的廣大區域性編制一樣，在制度上並沒有確定作為事業主體的官府和官僚，而是當產生需求時，由皇帝臨時派遣的官僚作為主體，組織編制此區域的刑徒或徭役勞動完成事業。換句話說即位於中央政府和地方郡縣政府之間，承擔完成廣大區域性勞動需求――即由修築治水、水利設施；修建道路、橋梁；建造通信、交通設施等事業構成的廣大區域性勞動需求――的廣大區域性行政制度尚未成熟，它是根據必要性被臨時制定而成。


　　縱觀兩漢時期，總體可以認為到武帝時期的社會性勞動編制，主要是以編戶百姓擔當的卒所從事的各種徭役勞動來實現；以武帝為界，西漢後期刑徒勞動的比重逐漸加大；到東漢時期這一傾向越發突出．尤其是依據中央性需求和廣大區域性需求的社會性勞動的編制，到了東漢就專門由刑徒勞動來完成。由此可以看出，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編制，從西漢到東漢逐漸完成從徭役勞動到刑徒勞動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