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4）

  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看完一览表后，马上可知26个诏狱基本是以少府为中心的制造官府。这些制造官府承办兴建宫殿、官厅；制作皇帝、百官的朝服、祭服等；制作皇帝、百官的公事时的食物；管理武器；管理宫苑、治水等事务，是维持以皇帝、百官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自身再生产的官厅。聚集在26个诏狱的刑徒，是为经常满足上述中央政府的直接性需求而被编制而成的。  


　　当出现超越中央政府经常性需求的劳动需求时，除聚集在26个诏狱的刑徒外，还将发动首都周边各郡的卒、刑徒，甚至全国性的劳动编制。在上述的修建帝陵时，“三河（河内、河东、河南）、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近郡卒徒十万数”（《太平御览》卷五五六所引《皇览》）被组织编制一事，就是其具体事例。另外，在建造长安的城墙时，惠帝3年（前192年）春及5年正月，曾两度发动组织长安周边600里（约250公里）以内的145万人的男女劳动力，同时3年6月还动员编制了全国诸侯王、列侯的徒隶2万人。


　　袁仲一氏在整理完从秦始皇陵、咸阳宫、林光宫、阿房宫遗址等处发现的1119件（443种）带有文字的砖瓦、陶器碎片后，将其上面的文字分为以下几类：①是使用刑徒的中央官署制陶作坊陶文（696件、196种）；②是使用徭役的官营制陶作坊陶文（79件、32种）；③是都邑郡县市亭制陶作坊陶文（53件、28种）；④是民间私营制陶作坊陶文（92件、54种）；⑤其他（199件、132种）（《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由此可知秦的陵墓、宫殿建造是组织刑徒劳动、徭役劳动及民间劳动来完成的。


　　在①的中央官署制陶作坊陶文中记有制作官府的名称，其中有属于少府的左司空、右司空、左水、右水、寺水、宫水、北司；属于将作大匠的大匠、大水；以及属于中尉的都船等。上述的官府到西汉被26个诏狱吸收继承。②的使用徭役的官营制陶作坊陶文中记有县名和人名，可以得知这些陶器是由以各县为单位征召、组织而来的陶工所制作的。陶文中出现的县名大部分是陕西省的，其次大多位于甘肃、河南、山西省内。从以上有限的陶文可知，秦朝依据中央性需求的劳动编制，具有和西汉的帝陵建造基本相同的编制结构。


　　到了东汉，不仅中都官26诏狱被废除，并且使用刑徒劳动、在制作官府中占核心地位的将作大匠的规模也被缩小【12】。但是，根据中央性需求的刑徒劳动的编制的规模，仅从遗留下的史料看，可以认为反而是扩大了。证明此说的证据，是从洛阳南郊发现的刑徒墓中出土的砖文【13】。砖文中记载刑徒所属监狱的郡县名、刑名、死亡年月日等，从中可以略知在东汉的首都洛阳被组织的刑徒劳动的一些情况。从552个刑徒墓中出土的820余块砖的砖文，其全貌虽然还未被介绍完毕，但据说其中有4块是少府若卢的刑徒之物，其他的是从39个郡国、167个县的监狱被征召而来的刑徒之物。已被介绍的40块砖的砖文拓本上记载的地名，主要以河南郡洛阳、颍川郡舞阳、南阳郡武阴等河南省的地名为主，还包括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省等地，由此可知这些刑徒是以县狱为征召单位的全国性的编制【14】。像这样中央性需求的全国性编制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原因，可以推测是因为洛阳处于交通中心，相对长安，洛阳的人、物的流通和聚集相对比较容易。《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条所引用的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的碑文，记载永建六年（131年）9月，根据诏让令开始修筑太学，其中使用了工徒11．2万人一事。根据此记录，可以推算东汉后期从全国各地组织编制而来的刑徒劳动规模的大小。


　　（二）地方性需求、广大区域性需求及其编制


　　从东汉洛阳出土的刑徒砖的记载可以确定，刑徒是以郡或县为基本单位进行集积。“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记录，也显示县是刑徒劳动的全国性编制的基本单位。隋的萧吉所著《五行大义》论诸官第22中引用的翼奉的著述，在列举郡府的诸部局（曹）之一的尉曹时，解释“尉曹以狱司空为相关机构，主管士卒、狱事、罪人逮捕（尉曹以狱司空为府，主士卒狱闭捕亡）”。此处所说的狱司空，主要是设置在各县，管理刑徒的的狱官（《续汉书．百官志》一司空条刘昭注补应劭《汉宫仪》）。据翼奉所说，西汉后期的郡府里也设有狱司空，与尉曹相互协作管理刑徒。有关尉曹的职掌，其不仅管理甲卒、更卒（士卒），而且还管理刑徒。在中央政府的宰相府（三公府）里，各自设有和郡县相同的诸部局，三公府的尉曹也“主卒徒转运事”（《续汉书》百官志工太尉条）。于是，在县、郡、三公府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内，分别设有尉曹，管理徭役劳动和刑徒劳动。


　　刑徒是由郡县的地方官府，特别是由尉曹与狱司空相互协作进行管理一事，说明处于地方阶段的劳动需求，是由以郡县为单位的更卒、刑徒的劳动来完成的。例如，东汉时期在太原郡开凿漕运路，就是其具体事例之一。永平年间（58―75年），在开凿从都虑到羊肠仓的漕运路时，即使太原郡的吏、民都积极从事力役，但是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都没能完成道路。因此，建初三年（78年）中央政府派邓训作为谒者，让他监督此次工程，并改漕运为陆运，“全活徒士千人”（《后汉书・邓训列传》）。这个事例讲述了如下事实：太原郡内的运河修建，首先是组织编制了在郡内聚集的数千人的刑徒、徭役劳动力。但当以郡为主体的事业无法进行时，就转换为由中央管辖的事业来完成。其次，《隶释》卷四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中，记载“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的事例，这也是记述为维持郡内的交通，刑徒劳动被动员编制的具体事例。此外，《水经注》卷一渭水条中所引《三辅黄图》中记载“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这也说明为桥梁的经常性维修，刑徒劳动被征用一事。但是，以县为单位组织刑徒劳动的事例，就笔者所知，完全没有流传下来。这和县阶段的更徭编制的具体事例基本没有流传下来一样，从中应该考虑史料存在的不均衡性。


　　与此相比，留下较多史料的，是根据跨越数郡的广大区域需求而编制的刑徒劳动。首先有著名的“开通褒斜道摩崖”（《金石萃编》卷五）的事例。即“永平六年（63年），汉中郡根据诏书的命令，受领广汉、蜀郡、巴郡的刑徒2690人，开通褒斜道”一事。这是一次跨越广大区域的工程，其具体工程内容为“建栈道633间、大桥5座、道路258里（约107公里）、邮亭、驿置（警察、通信设施）、徒司空（刑徒管理机构）、包括褒中县等县在内的厅舍64个，累计共动用766800余人的劳动力”。这次事业的主体虽然是汉中郡太守，但因工程跨广大区域，要动用三个郡的刑徒，所以需要皇帝的诏刃砜伞６用郡内的徭役、刑徒劳动的郡内区域性事业，可以由郡太守、县令自行决定、安排完成。而广大区域性事业则需要皇帝的认可。上述太原郡的开凿漕运路工程，最终也是以中央为主体，并在改漕运为陆运时，曾请示章帝希望得到批准。


　　此外，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年）因黄河在瓠子决堤，灾害波及广大区域，武帝“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并且据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所记，因光武帝建武32年（56年）2月的泰山封禅，“二月九日到鲁，遣谒者郭坚伯，率刑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其后，12 日又投入修建道路的刑徒1000人（《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补引应劭《汉宫仪》）。此外，元和元年（84年）章帝在巡幸江陵、宛一带的南方时，“命司空白将徒支柱桥梁”（《后汉书・章帝本纪》）。后两个例子，虽然受编制的刑徒是各郡县的刑徒，工程的结果造福的是当地的居民，但是这两例都是和皇帝行幸有关的跨越广大区域的道路、桥梁的修筑，都不是根据地方的独自性劳动需求的产物，所以在此将其归为广大区域编制。


　　刑徒劳动的广大区域性编制的特性如下：和徭役劳动的广大区域性编制一样，在制度上并没有确定作为事业主体的官府和官僚，而是当产生需求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的官僚作为主体，组织编制此区域的刑徒或徭役劳动完成事业。换句话说即位于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县政府之间，承担完成广大区域性劳动需求――即由修筑治水、水利设施；修建道路、桥梁；建造通信、交通设施等事业构成的广大区域性劳动需求――的广大区域性行政制度尚未成熟，它是根据必要性被临时制定而成。


　　纵观两汉时期，总体可以认为到武帝时期的社会性劳动编制，主要是以编户百姓担当的卒所从事的各种徭役劳动来实现；以武帝为界，西汉后期刑徒劳动的比重逐渐加大；到东汉时期这一倾向越发突出．尤其是依据中央性需求和广大区域性需求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到了东汉就专门由刑徒劳动来完成。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编制，从西汉到东汉逐渐完成从徭役劳动到刑徒劳动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