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新詞"漫議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一
     在中國近代新觀念的引進中，由於日本對『西學』的譯介遠勝中國、大量中國學生留學日本、中日『同文』等諸多原因，使譯自日文的書籍在甲午戰爭中國為日本所敗後突然後來居上，迅速超過原來的中譯西文書籍。梁啓超到日本不久，即寫下【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作為【清議報】的社論，力論應向日本學習，從中可見當時知識界心態之一斑。一年後，他更回憶說在日年來的經歷使他『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細查這幾年梁啓超等人的論文，的確發生了重大轉變，不僅對『西學』的了解突飛猛進，而且所使用的重要術語從原來基本上都是中國術語轉為幾乎全用日本術語。從1900年後，中國『新知識』的翻譯工作幾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當時差不多每一種日本中級教科書都被譯成了中文，連一些教員的講義也被翻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幾乎已被人遺忘的范迪吉譯編的【編譯普通教育百科全書】，當時廣為發行，影響不小。『全書』包括了『知識』的各個領域，共分八大類：宗教和哲學六種，文學一種，教育五種，政治法律十八種，自然科學二十八種，實業（包括農業、商業和工業）二十二種，其他兩種。『全書』使用的是標準的日本術語，對中國各類學科術語的規範化起了重要作用。
     通過這種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彙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彙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個類學科的新詞彙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引進，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彙，並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彙，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當我們順口說出『為人民服務』、『加強組織紀律性』、『講政治』、『永遠革命』、『申請入黨』、『解決問題』、『學習理論』、『學好哲學』、『堅持原則』……時，這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幹部、後勤、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共和、美學、美術、抽象、邏輯……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二
     語言從來就處在變動不居之中，隨着不同文明間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從理論上說，語言交流應該是彼此平等，互相影響，每種方言都有平等擠進『中心』的權利，不同文明間的交流應該對等地相互吸收『外來語』。但實際上語言也十分『勢力』，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語言發展演變的歷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經濟發達地區的方言才有權變成『官話』、『普通話』，其他方言只能蟄居『邊緣』，難登大雅之堂；同樣，『外來語』更多也是『先進』向『落後』的『邊緣』滲透、侵入，逆向流動者絕少，後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響。如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語之所以能在全國迅速流行，極易成為『普通話』，自因其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許多滬語能突破『邊緣』進入『中心』，則因其為商埠首開之地，總是風氣先得，且日漸成為經濟中心。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我們現在以為很『普通』、早就習以為常、時時脫口而出的『滑頭』、『流氓』、『盯梢』、『出風頭』、『尋開心』、『像煞介事』、『陰陽怪氣』……若查書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粵語的情形亦頗有些類似，自打改革開放以後，廣東得風氣之先，南風漸盛，於是『粵味普通話』也隨粵菜一道北上，如『買單』、『搞定』、『生猛』等，已漸漸成為『普通話』。現在『港台腔』頗受責難，其實『港台腔』不也是我們統一的中國的『方言』之一種嗎？例如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哇―――！』代替『哎喲―――！』來表示驚嘆，引起了一些尖銳的批評責難。其實，被視為『驚嘆』之『正統表達』的『哎喲』也並非古來如此，一成不變。如要『正統』，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嘻！』就是『烏呼哀哉！』的時代。幾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張何妨用『聽取蛙聲一片』那般寬舒閒淡心態，來『聽取「哇」聲一片』呢？
     此次萬眾矚目的『胡連會』新聞公報就說『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是國共兩黨的共同『體認』，胡總書記與連主席決定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這多次出現的『體認』、『願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現代漢語詞典】，成為我們的『普通話』嗎？事實說明，我們的最高領導人並不拒絕來自台灣的詞彙。其實，隨着祖國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普通話』尤其是『簡化字』在台亦影響漸強，對此，彼岸則有不願統一的人認為這會增強台灣青少年對大陸的認同而『後果堪憂』。這恰恰說明，兩岸語言在互動中越來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語言視為有害的洪水猛獸而漸行漸遠，實在是增進彼此了解、有利於國家、民族統一的幸事。
     而大量『外來語』在近代隨西學東漸，甚至有『外』來居上之勢，蓋因『西學』較『中學』發達先進也。無論高興與否贊成與否，這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就是如此，難以人為改變，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戶口』、『講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統』，非祖宗八代『根紅苗正』不可，一定要把這種帶有『殖民』色彩的『外來語』統統掃地出門，則我們現在幾乎無法開口說話。應當說，從總體上來看，無論是方言還是外來語，都使我們的語言更加生動、新鮮、豐富、精確。
  
   三
     新詞的引進當然不能離開翻譯，音譯意譯，本無定論。但每見一些音義兼容的漂亮譯法，總使人擊節不已。如果將『Coca-Cola』意譯為『古柯葉飲料』或『碳酸類飲料』，它在中國一定不會有今日『可口可樂』的驕人業績。『Pepsi-cola』如果譯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樂』之類，『百事可樂』在中國也不會如此暢銷。『Benz』是馳名世界的德國名車，以前曾譯作『苯茨』，有音無義，如同化工產品，『感情零度』。現在改譯為『奔馳』，音義俱有，汽車奔馳之狀躍然欲出。當然，若萬般不巧恰恰是你乘坐的『奔馳』途中拋錨，懊喪之餘，心中可能不免暗暗罵道：『真該譯為「本次」！』
     有的翻譯還使原有的詞彙『增義』，如船停為『泊』，但香港用『泊』來翻譯英文『ParkingLot』（停車場），停車位也譯為『泊位』，現在此譯也傳入大陸，使漢語的『泊』不專指船停，同時也可指車停。以『泊』字譯英文停車『Parking』，音義皆備，且有獨特生動之感，不知是哪位高明的妙手偶得。
     最有趣的，還是『席夢思』的移譯。現在都知道『席夢思』指彈簧床，為一外來語。但在外語詞典中，卻查不到這一『外來語』。原來，『席夢思』本是美國專門生產鋼、銅彈簧床及床上用品的『Simmons』公司的譯名。該公司以前曾在上海設有辦事處，初譯為『雪門斯公司』，譯名平平，與公司產品無任何關聯。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該公司改譯為『席夢思公司』，『席夢思』一名確令人對該公司的產品產生浪漫聯想。生意興隆再加譯名漂亮，『席夢思』遂成中文彈簧床的代稱。
     新詞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強迫。如祖國大陸將『Taxi』譯為『出租汽車』，香港早就根據粵語將其譯作『的士』，將『takeataxi』順勢譯為『打的』。從20世紀80年代起，『打的』在大陸口語中亦極流行。不過當時報上曾多次有文章勸人不要說『打的』，要說『乘出租車』。並說香港是殖民地（當時還未回歸），『打的』是殖民地語言，而我們若用『打的』一詞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陳義不可謂不高，無奈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直到現在，出門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數。
     譯名種種，不拘一格，譯界高明可各顯身手，任社會生活自然選汰。但筆者以為科技譯名卻應當遵從有關部門的規定，否則將引起嚴重混亂。如我國有關部門規定將英文『Laser』一詞譯為『激光』，而港台多將其譯為『鐳射』。但現在內地的許多報紙廣告或歌廳招牌上的『激光音響』、『激光唱片』都讓位於『鐳射音響』、『鐳射唱片』。更有甚者，則乾脆來個兼容並包，赫赫然寫上『激光鐳射』或『鐳射激光』，令人啼笑皆非。
     總之，語言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難以人力阻止。『普通話』之所以『普通』，就在於它能廣納『方言』，博採『外語』。其實，近代中國的大門先於日本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因此『西學東漸』也先於日本，所以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恰恰是通過中國了解西方、『西學』，將中文『西學』書籍大量譯成日文出版。這期間的許多『日本新詞』卻是來自漢語，如鐵路、鐵道、新聞、國會、權利、主權、公法、選舉、化學、植物學、細胞……不一而足。但當近代日本全面超過近代中國後，日語新詞便開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國。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從『新詞』的『輸入國』一躍而為『輸出國』的重要原因是『西學』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國小得多。這種『師生易位』的歷史說明，若想以保守封閉來維護民族文化傳統，用心可謂良苦，但結果不僅無裨於事反而更加被動，『弘揚民族文化』云云則更無從談起；相反，只有開放的文化才能贏得主動，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