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君主專制主義初探 (5)

  來源: 中國經濟網

以上三個命題從不同角度對君權的絕對權威作了原則性規定，強調了君權的獨佔性、君權單一性和君權的絕對性。這些理論反映在君臣關係方面，必然要強調君對臣的絕對主宰和臣對君的無條件服從。概括言之，即『君命無貳』（【左傳】成公八年，晉士燮語）。
    『君命無貳』是君臣關係的基本規定之一。可是，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君命』的效力往往會受到多種因素干擾而削弱。所以，僅僅提出一個『君命無貳』無疑顯得單調而缺乏約束力。為了提高『君命』的權威，加強『君命無貳』的約束力，君權的維護者們又從各個方面進行理論補充和論證。
    有的人求助於習慣傳統，例如晉寺人披就說：『君命無貳，古之制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也有的人試圖藉助『天』的權威強化『君命』。春秋時代，人們對『天』的理解五花八門，或以『天』為至高的神，或以『天』為自然規律。或以『天』為不可捉摸的命運；甚至將諸多不可理解的事物一併歸之於『天』。盡然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天』有着神秘的、超乎人力的強大威力。統治者正是利用人們對『天』的敬畏心理，把『君』、『君命』和『天』聯在一起，通過『天』的權威加強『君命無貳』的威力。楚箴尹克黃說：『君，天也』（【左傳】宣公四年），他把君主比作『天』。晉趙宣子說；『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國語・晉語五】），又將君臣統屬關係與天地並論。君主既然與『天』無別，則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命』即『天命』。楚鄖公斗辛就說：『君命， 天也』（【左傳】定公四年）。這種論證方法給『君命』披上神秘主義外衣，利用超人的權威強化『君命』的不可抗拒性。
    把『君命』絕對化的另一種方法是利用宗親血緣傳統，把君臣關係比作父子關係，借用宗法家長專制傳統觀念，強迫臣服從君主。晉大夫欒共子說：『或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之」。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故壹事之』（【國語・晉語一】）。他認為，臣事君如同子事父，子對父要『報生以死，』，臣對君要『報酬以力』。這是『人之道也』，即作人的不二法則。欒共子的思想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例如晉獻公要殺公子重耳，重耳說：『君父之命不校』（【左傳】僖公五年）。可見『君命』如同父命。違抗不得。在政治關係和宗法關係雙重束縛下，臣只有俯首貼耳，唯君父之命是從。晉丕鄭說。『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國語・晉語二】）。這樣的臣才符合君主專制政治的需要。春秋時代宗親血緣傳統還十分濃厚，正好被統治者們用來強化『君命』。『君臣』與『父子』並論遂成為君主專制政治理論之一大特色。
    為了強化『君命』的權威，統治者們還求助於傳統道德觀念。他們把臣絕對服從君主作一項道德規範，比如強調『事君以忠貞』。春秋時代，人們對於『忠』有各種各樣的認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忠於君主』。結果『忠』就成了『臣道』的基本規定，所謂『忠君不貳是謂臣』（【國語・晉語四】）。『忠』又經常與『孝』和『敬』相提並論，比如要求臣『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國語・晉語一】），『失忠與敬，何以事君？』（【左傳】僖公五年）；春秋時代的政治集團多是家庭或家族的擴展，國家政治中樞也以某一家族為核心，從而使『忠』、『孝』、『敬』具有統一性，從家庭內外到朝廷上下，無時無處不約束着人們的行為。晉大夫狐突說：『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忠』、『孝』、『敬』等道德規範規定了臣應該自覺地服從『君命』。面對至高無上的『君命』，臣最根本的一條是『無有二心』。鼓大夫夙沙說：『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國語・晉語九】）鄭大夫原繁說：『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左傳】莊公十四年）。臣對君應當專一不貳，如同奴才對主子那樣忠心耿耿。另一條要求臣『無違君命』。晉大夫荀息說：『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國語・晉語一】）。據【左傳】載，魯襄公二十三年，齊師伐莒，莒子重賄齊大夫杞植、華周以請盟。華周說：『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不棄君命』就是『無違君命』。晉羊舌Z說：『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違君命』就是不忠不孝之人，對之『亦不可不殺也』（【國語・魯語上】）。『無違君命』要求臣無條件地、盲目地服從『君命』。假如『君命』與臣的『生命』發生了矛盾，臣要作到『死君命』。據【左傳】載，魯文公十八年，文公薨。魯大夫公子遂『殺嫡立庶』，並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曰：『死君命可也。』惠伯認為臣服從『君命』應當至死不渝。晉大夫解揚也說：『受命以出，有死無，……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左傳】宣公十五年）。『死君命』較之『無違君命』來說，是對臣的行為的更高一級的規定，要求臣有不惜一死以盡『君命』的獻身精神。
    與『死君命』相近的另一種說法是『君辱臣死。』越大夫范蠡說：『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國語・越語下】）。這是說，如果君主遇到危難，臣要以身殉之。例如【左傳】載，魯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楚的輿國鄭國也參戰，結果楚方戰敗。鄭大夫唐荀就對石首說：『子在君例，敗者壹長。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於是奮力抵擋晉軍，直至戰死。『君辱臣死』強調了臣事君的積極主動精神。
    從『無違君命』到『君辱臣死』是『臣無二心』在理論上的展開，從各個方面強調了臣要絕對服從君主。可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春秋時代還有與上述理論相左的觀點。比如晉獻公全打算廢嫡立庶，大夫荀息、裏克、丕鄭三人表示了三種不同的態度。荀息對晉獻公指立君嗣表示無條件服從，說：『君立臣從，何貳之有？』這顯然是恪守『無違君命』的訓戒。裏克雖有不滿，可也不敢對抗『君命』，只好表示妥協，說：『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唯有丕鄭的態度特殊，他說：『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公然對晉獻公廢黜太子，違背祖制表示反對，要求『必立太子』（【國語・晉語一】）。丕鄭在臣與君之間加上了『義』的中介，對『君命』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抵制，這是一種有條件的事君態度。在君主專制主義不斷加強的歷史條件下，丕鄭的思想顯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遺憾的是這類思想在春秋時代實為鳳毛麟角，根本無法與已經形成的君主專制主義社會政治思潮相抗衡。
    春秋時代的統治者們圍繞着如何加強君主專制政治提出了種種理論，無疑是政治生活領
    域裏君主專制不斷強化的結果。這些理論雖然沒有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已經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會政治思潮廣泛傳播，並且反作用於現實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春秋時代君究專制主義的強化進程。(作者：葛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