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令類文體（二）：制書、誥、敕書

  : 吳承學　劉湘蘭

　　『制』作為王言，起於秦始皇的改『命為制』（【史記•秦始皇本紀】），此時『制』的概念還比較籠統，文體意義也不夠鮮明。到了漢代，由於文書制度的成熟，制書的運用場合及文體格式得到了進一步規範。據蔡邕【獨斷】記載，制書乃『帝者制度之命也』。漢代制書主要是用於詔三公（兩漢時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發佈赦令、贖令之類的文書，另外刺史太守相互彈劾、遷官等文書也屬於制書之列。所有的制書都必須用璽封，再用尚書令印重封。只有發佈赦令、贖令、詔令三公親到朝堂接受制書，此類制書用司徒印封。送到州郡時，以露布的形式公之於眾。
　　雖然制書的使用場合和行文格式比較複雜，但從後世文集所選秦漢制書來看，其作為『制度之命』的特徵更為突出。如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制』類文章選有【秦始皇除諡法制】、【始皇除封建制】。【秦始皇除諡法制】曰：
　　膚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秦始皇的這篇制書，就是為廢除自古以來的諡法制度，並確立一種新制度而發佈的公文。又如黃佐【六藝流別】『制』文類收錄三篇漢代制書，有漢高祖【天子所服制】、漢武帝【有司舉賢制】、【議博士弟子制】，此類制書都是先由有司進行討論，再將制定的決議進奏皇帝，皇帝批答曰『可』，由此形成一項國家制度。以漢高祖的【天子所服制】為例，【漢書•魏相丙吉傳】記載，漢高祖曾詔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當時的相國蕭何、御史大夫周昌、將軍王陵、太子太傅叔孫通等人商議說：『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群臣商議後，由大謁者襄章上奏給漢高祖。高祖審閱後，制曰『可』。由此，漢代皇帝一年四季中的衣着服飾作為一項有利於『奉宗廟安天下』的禮製得到確立。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說明制書具有強制性與規範性。
　　漢代王言初定時，制書與詔書有時很難區分，如漢文帝的【除肉刑詔】，從其內容而言，似乎也符合『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的定義。而且漢代皇帝發佈命令時，經常首稱『制詔』。一些學者如吳曾祺、薛鳳昌和詹等人據此認為漢代的制與詔並沒有區別。郝經則認為『制詔』二字聯用具有特定意義，即『特有處置，告諭大臣，則曰「制詔」』（【郝氏續後漢書】）。但是，蔡邕【獨斷】將『制詔』分開解釋，他說：『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告教也。』根據禁邕的解釋，制是法制，由皇帝發佈並形成穩定的法令制度。詔則是告示天下、告誡與教導之意，此處的『詔』並非文體意義，而是作為動詞使用。從文體功能來說，制書直接體現了國家法律制度的權威，具有更強的制約性。
　　唐宋時期，制書在功能和語體表達上與漢代不同。據【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記載，由於武則天名『住保為避諱，『遂改詔書為制書』。此時期的制書兼有詔書的功能。徐師曾【文體明辨•制】對唐宋制書的文體體制進行了描述，他說：『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余皆用敕，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總體而言，『以制命官』，是唐宋的制度。制書的語體以駢儷文為主，便於當庭宣讀。
　　
　　誥
　　
　　誥的原義有告知、告誡和勉勵之意。【尚書】中的誥較多，所以古人稱誥是【尚書】『六體之一』。【尚書】現存最早的誥為【湯誥】，是商湯要求眾官勤於政事，若有懈怠將予以懲罰的告示。早期的誥不只限於王言，可以君臣相告，上下相告。如【仲虺之誥】是下以誥上，【大誥】、【洛誥】之類則是上以誥下。
　　自秦始皇改命、令為制、詔後，漢承秦制，秦漢時期王言很少用誥。漢武帝元狩六年，始有誥文出現，據【漢書•武帝紀】載：『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此誥當是承【康誥】、【唐誥】封王用誥之古意。另外王莽篡位時，曾仿【周書】做【大誥】。東漢張衡有【東巡誥】，頗為後世推重，其文曰：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率群賓，備法駕，以祖於東門，屆於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台。壬辰，祀上帝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機，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於壇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原先帝，載厥太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韙，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於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此誥主要是記載漢安帝東巡泰山祭天事，專意褒美。文辭古雅，莊重溫潤，頗有三代遺風。又有西晉夏侯湛的【昆弟誥】，是對自己兄弟的諄諄教誨之辭，語意舒緩，行文流暢，古風猶存。雖然漢晉期間的誥文不多，但不論從文體功能還是從語言表現方式來說，此時誥文的創作都保留了先秦誥文的特色。
　　唐宋之後，誥的文體職能發生了變化，主要用於除授官職。據蘇鶚【蘇氏演義】記載：『誥者，告也，言佈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新唐書•選舉志】記載朝廷除授官職時『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吳曾祺【文體芻言】又有『告詞』體，『所以授入仕者，即誥之異名，與唐代之告身，亦大略相似』。可見唐時所謂『告身』，與『誥』相近，即是皇帝授官之誥令。吳訥【文章辨體】『制、詔』條認為唐時『告身』用來授六品以下官吏，言之不確。唐李肇【翰林志】記載『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又據【新五代史•劉岳傳】：『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可見告身最初只用於任命高官，後來才有百官皆賜告身的制度。宋代，除拜三公、三省長官用制書外，授其他官職時多用誥文。而且，宋代的誥文除了授官之外，還可用來『追贈大臣、貶責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王應麟【辭學指南】以宋代曾肇的【侍御史除右諫議大夫誥】為範文：
　　敕：朕惟天聖之初，仁宗在位時，則有鞠詠、劉隨、曹修古、孔道輔之徒，迭任言責，故能振肅紀綱，裁戢奸幸，一時之盛，號為得人。終仁宗世四十餘年，虛懷納諫，言路無壅者，此數君子開導之力也。朕以沖眇，獲主大器，夙夜恐懼，唯祖宗是憲。故自即位以來，旁求哲士。或拔於冗散，或起於廢逐。置之台省，庶廣聰明。果得忠良，以輔不逮。具官某，剛毅正直，清明惠和，守古據經，論議不苟，履仁蹈義，操行有常。擢自小官，處之諫列，而能信道不惑，遇事輒言。進賢退奸，爾實有力。執法柱下，風望彌高。不有褒升，何以示勸？諫大夫掌侍從規諷，職清地重。今以命爾，以旌爾直。爾其朝夕納誨，以廣朕心。尚繼天聖之風，以有無疆之問。可。
　　可以說，其語言風格、內容格式在宋代誥文中具有代表性。
　　明清兩代，誥也是用來封官授職。【明史•職官志】：『中書科舍人掌書寫誥敕、制詔、銀冊、鐵券等事。誥敕，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敕命。』清承明制，誥的使用基本相同。
　　文體學家往往將『制』與『誥』放在一起加以討論，並對二者的文體體制進行了比較辨析，如吳訥【文章辨體】、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薛鳳昌【文體論】等。其原因可能是自唐宋以來授官既用誥文，也用制書，二者文體功能相近。不同的是，制書主要用來拜三公、三省的大官員，而『誥』則只用來宣告一些庶職的委任。明代的情況恰好相反，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對此有詳細考證：
　　

　　考【文苑英華】亦有中書制誥、翰林制詔之別，疑出中書者為誥，出翰林者為制。蓋誥止施於庶官，而大臣諸王則稱制書也。後人一以為制雲。又曰，按宋亦有內製、外製之別。【文鑒】內製曰制，多除授大臣，文用四六；外製曰誥，則俱屬庶司，常用散文；間亦有四六者。我明大夫曰誥命，郎官曰敕命，則是唐宋制重而誥輕，明則敕輕而誥重，合而觀之，可以知唐宋明三代之損益矣。
　　可見，制書、誥文和敕作為命官授職的文體，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的功能又有所不同：唐宋『制』的分量重，而明代則是『誥』的分量最重；而且，由於所施對象地位高低的不同，負責撰寫、發佈此類文書的行政機構也互有差異。
　　
　　敕書
　　
　　敕書也即戒書，是皇帝教令臣下，使之警誡不敢怠慢政務而發佈的文書。劉勰【文心雕龍•詔策】說：『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敕書、戒書也屬於詔書系列文體。由於其作用在於教育，所以文體特點就在於『切』，即嚴肅、直率。黃佐【六藝流別】卷八曰：『誡者何也？以言戒也。警敕之辭，使之戒慎也，敕之類也。然敕以戒人，而不於與己；誡以敕己，而後及於人。』黃佐認為，敕與誡的區別在於一為告誡他人，一為警敕自己而及於他人。
　　作為皇帝命令的敕書，其文體的成熟始於漢初，即王言『匹品』之一，專用來警敕、告戒州郡部將的文書。據蔡邕【獨斷】記載：『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戒敕也。』劉勰分析漢代王言各自的功能時，也云『敕戒州部』。可知敕作為王言，有其特定的使用對象。不過，與詔書專由皇帝使用不同，兩漢時期凡尊長告誡後輩或下屬都可稱敕。如【漢書•成帝紀】記載，成帝曾要求『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可見官長可以敕成其下屬。又如【三國志】卷七記載，曹操出征陶謙前，敕其家人說：『我若不還，往依孟卓。』這是尊長對家裏子弟的誡敕。趙翼【陔餘叢考】對敕的使用情況有詳細考察，他列舉了眾多史實，說明『蓋古時詔敕本朝廷，而民間口語相沿，亦得通用』。直到南北朝後，敕書才成為皇帝專用的公牘文體。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西嶽華山廟碑】一文考證說：『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
　　較之漢魏，唐時敕書的使用逐漸嚴格起來，使用場合也開始增多，如【新唐書•百官志一】記載：『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新唐書•百官志二】曰：『王言之制有七……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而且唐朝在使用敕書時有一定的儀式，所謂『不經鳳閣鸞台，不得稱敕』。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記載：『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為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佈於外，所以雲牒奉敕云云也。』此後歷朝大致沿用唐時制度，略有變化。宋時，敕書除了對官員進行告誡警飭之意外，也可用來獎諭臣下，如歐陽修有【賜右屯衛大將軍叔昭獎諭仁欏返取Ｃ髑辶醬則在贈封六品以下官職時，也稱敕命。
　　關於『敕』，要弄清楚一個文字問題。歷代典籍對『敕』有記為『』的情況，如【書】有『天之命』，【易】有『法』。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釋『』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取』。後世一些學者不同意陸德明的觀點，如宋袁文【瓮牖閒評】卷四認為：『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茸幟聳潛涮澹書猶可用也。至於字，則與賚字同，豈可謂之茸鄭俊王之績【鐵立文起】對此問題進行了詳細考證，認為『音，敕音尺，字義絕不相同。【書】之「敕命」，【易】之「敕法」，皆作，並傳寫之偽。』趙翼【陔餘叢考】對此問題也存在疑問，故在自注中特別引出【瓮牖閒評】的觀點。【康熙字典】『辨似』篇對『筆畫近似，音義顯別，毫釐之間最易混淆』的字進行辨析，說：『齲音尺，制書』，『，音賴，勞。』可見此兩字本無關聯，後世混用或因形近而誤。清代桂馥則認為隸體的『敕』多寫作『』，故兩字混用。時日既久，在『告敕』這個意義上，『敕』、『』通用的情況已成定勢，但就嚴謹的文體意義而言，『敕書』不當作『書』。
　　綜上所述，制書、敕和詔各有特定的使用對象與場合，具有鮮明的公牘文體特徵。尤其是唐代以後的制書與任模多用駢文，文辭華麗典重，缺少變化。不過，由於不同文體的功能和使用場合不同，語言修辭上，必須有獨特的要求，文章表現出來的審美風格也迥然有異。劉勰認為『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存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元代徐駿【詩文軌範】也認為：『詔宜典重溫雅，謙恭惻怛之意藹然；冊文宜富而雅，制誥宜峻厲典重。』因此，我們在研究詔令類文體時，既要注意到此類文體強烈的政治色彩和實用性，同時也要從中國古代傳統文章學的角度，挖掘其古代文章學方面的價值。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