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类文体（二）：制书、诰、敕书

  : 吴承学　刘湘兰

　　“制”作为王言，起于秦始皇的改“命为制”（《史记•秦始皇本纪》），此时“制”的概念还比较笼统，文体意义也不够鲜明。到了汉代，由于文书制度的成熟，制书的运用场合及文体格式得到了进一步规范。据蔡邕《独断》记载，制书乃“帝者制度之命也”。汉代制书主要是用于诏三公（两汉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发布赦令、赎令之类的文书，另外刺史太守相互弹劾、迁官等文书也属于制书之列。所有的制书都必须用玺封，再用尚书令印重封。只有发布赦令、赎令、诏令三公亲到朝堂接受制书，此类制书用司徒印封。送到州郡时，以露布的形式公之于众。
　　虽然制书的使用场合和行文格式比较复杂，但从后世文集所选秦汉制书来看，其作为“制度之命”的特征更为突出。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制”类文章选有《秦始皇除谥法制》、《始皇除封建制》。《秦始皇除谥法制》曰：
　　肤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的这篇制书，就是为废除自古以来的谥法制度，并确立一种新制度而发布的公文。又如黄佐《六艺流别》“制”文类收录三篇汉代制书，有汉高祖《天子所服制》、汉武帝《有司举贤制》、《议博士弟子制》，此类制书都是先由有司进行讨论，再将制定的决议进奏皇帝，皇帝批答曰“可”，由此形成一项国家制度。以汉高祖的《天子所服制》为例，《汉书•魏相丙吉传》记载，汉高祖曾诏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当时的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太子太傅叔孙通等人商议说：“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群臣商议后，由大谒者襄章上奏给汉高祖。高祖审阅后，制曰“可”。由此，汉代皇帝一年四季中的衣着服饰作为一项有利于“奉宗庙安天下”的礼制得到确立。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云：“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说明制书具有强制性与规范性。
　　汉代王言初定时，制书与诏书有时很难区分，如汉文帝的《除肉刑诏》，从其内容而言，似乎也符合“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的定义。而且汉代皇帝发布命令时，经常首称“制诏”。一些学者如吴曾祺、薛凤昌和詹等人据此认为汉代的制与诏并没有区别。郝经则认为“制诏”二字联用具有特定意义，即“特有处置，告谕大臣，则曰‘制诏’”（《郝氏续后汉书》）。但是，蔡邕《独断》将“制诏”分开解释，他说：“制诏，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根据禁邕的解释，制是法制，由皇帝发布并形成稳定的法令制度。诏则是告示天下、告诫与教导之意，此处的“诏”并非文体意义，而是作为动词使用。从文体功能来说，制书直接体现了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具有更强的制约性。
　　唐宋时期，制书在功能和语体表达上与汉代不同。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由于武则天名“住保为避讳，“遂改诏书为制书”。此时期的制书兼有诏书的功能。徐师曾《文体明辨•制》对唐宋制书的文体体制进行了描述，他说：“唐世，大赏罚、赦宥、虑囚及大除授，则用制书，其褒嘉赞劳，别有慰劳制书，余皆用敕，中书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门下、中书、尚书）等官，而罢免大臣亦用之。”总体而言，“以制命官”，是唐宋的制度。制书的语体以骈俪文为主，便于当庭宣读。
　　
　　诰
　　
　　诰的原义有告知、告诫和勉励之意。《尚书》中的诰较多，所以古人称诰是《尚书》“六体之一”。《尚书》现存最早的诰为《汤诰》，是商汤要求众官勤于政事，若有懈怠将予以惩罚的告示。早期的诰不只限于王言，可以君臣相告，上下相告。如《仲虺之诰》是下以诰上，《大诰》、《洛诰》之类则是上以诰下。
　　自秦始皇改命、令为制、诏后，汉承秦制，秦汉时期王言很少用诰。汉武帝元狩六年，始有诰文出现，据《汉书•武帝纪》载：“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此诰当是承《康诰》、《唐诰》封王用诰之古意。另外王莽篡位时，曾仿《周书》做《大诰》。东汉张衡有《东巡诰》，颇为后世推重，其文曰：
　　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岳，展义省方，观民设教。率群宾，备法驾，以祖于东门，届于灵宫。是日也，有凤双集于台。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为天地主，栗栗翘翘，百僚万机，心之谓矣。孰朕之劳，上帝有灵，不替朕命，诞敢不祗承。凡庶与祭于坛之位者曰：怀尔邦君，原先帝，载厥太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横被，旁行海表。一人有韪，万民赖之。从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凤，通玄知时。萃于山趾，与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汉之祺。”帝曰：“朕不敢当，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此诰主要是记载汉安帝东巡泰山祭天事，专意褒美。文辞古雅，庄重温润，颇有三代遗风。又有西晋夏侯湛的《昆弟诰》，是对自己兄弟的谆谆教诲之辞，语意舒缓，行文流畅，古风犹存。虽然汉晋期间的诰文不多，但不论从文体功能还是从语言表现方式来说，此时诰文的创作都保留了先秦诰文的特色。
　　唐宋之后，诰的文体职能发生了变化，主要用于除授官职。据苏鹗《苏氏演义》记载：“诰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闻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朝廷除授官职时“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吴曾祺《文体刍言》又有“告词”体，“所以授入仕者，即诰之异名，与唐代之告身，亦大略相似”。可见唐时所谓“告身”，与“诰”相近，即是皇帝授官之诰令。吴讷《文章辨体》“制、诏”条认为唐时“告身”用来授六品以下官吏，言之不确。唐李肇《翰林志》记载“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又据《新五代史•刘岳传》：“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可见告身最初只用于任命高官，后来才有百官皆赐告身的制度。宋代，除拜三公、三省长官用制书外，授其他官职时多用诰文。而且，宋代的诰文除了授官之外，还可用来“追赠大臣、贬责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王应麟《辞学指南》以宋代曾肇的《侍御史除右谏议大夫诰》为范文：
　　敕：朕惟天圣之初，仁宗在位时，则有鞠咏、刘随、曹修古、孔道辅之徒，迭任言责，故能振肃纪纲，裁戢奸幸，一时之盛，号为得人。终仁宗世四十余年，虚怀纳谏，言路无壅者，此数君子开导之力也。朕以冲眇，获主大器，夙夜恐惧，唯祖宗是宪。故自即位以来，旁求哲士。或拔于冗散，或起于废逐。置之台省，庶广聪明。果得忠良，以辅不逮。具官某，刚毅正直，清明惠和，守古据经，论议不苟，履仁蹈义，操行有常。擢自小官，处之谏列，而能信道不惑，遇事辄言。进贤退奸，尔实有力。执法柱下，风望弥高。不有褒升，何以示劝？谏大夫掌侍从规讽，职清地重。今以命尔，以旌尔直。尔其朝夕纳诲，以广朕心。尚继天圣之风，以有无疆之问。可。
　　可以说，其语言风格、内容格式在宋代诰文中具有代表性。
　　明清两代，诰也是用来封官授职。《明史•职官志》：“中书科舍人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诰敕，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诰命、六品至九品敕命。”清承明制，诰的使用基本相同。
　　文体学家往往将“制”与“诰”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并对二者的文体体制进行了比较辨析，如吴讷《文章辨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薛凤昌《文体论》等。其原因可能是自唐宋以来授官既用诰文，也用制书，二者文体功能相近。不同的是，制书主要用来拜三公、三省的大官员，而“诰”则只用来宣告一些庶职的委任。明代的情况恰好相反，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对此有详细考证：
　　

　　考《文苑英华》亦有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之别，疑出中书者为诰，出翰林者为制。盖诰止施于庶官，而大臣诸王则称制书也。后人一以为制云。又曰，按宋亦有内制、外制之别。《文鉴》内制曰制，多除授大臣，文用四六；外制曰诰，则俱属庶司，常用散文；间亦有四六者。我明大夫曰诰命，郎官曰敕命，则是唐宋制重而诰轻，明则敕轻而诰重，合而观之，可以知唐宋明三代之损益矣。
　　可见，制书、诰文和敕作为命官授职的文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功能又有所不同：唐宋“制”的分量重，而明代则是“诰”的分量最重；而且，由于所施对象地位高低的不同，负责撰写、发布此类文书的行政机构也互有差异。
　　
　　敕书
　　
　　敕书也即戒书，是皇帝教令臣下，使之警诫不敢怠慢政务而发布的文书。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敕书、戒书也属于诏书系列文体。由于其作用在于教育，所以文体特点就在于“切”，即严肃、直率。黄佐《六艺流别》卷八曰：“诫者何也？以言戒也。警敕之辞，使之戒慎也，敕之类也。然敕以戒人，而不于与己；诫以敕己，而后及于人。”黄佐认为，敕与诫的区别在于一为告诫他人，一为警敕自己而及于他人。
　　作为皇帝命令的敕书，其文体的成熟始于汉初，即王言“匹品”之一，专用来警敕、告戒州郡部将的文书。据蔡邕《独断》记载：“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刘勰分析汉代王言各自的功能时，也云“敕戒州部”。可知敕作为王言，有其特定的使用对象。不过，与诏书专由皇帝使用不同，两汉时期凡尊长告诫后辈或下属都可称敕。如《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曾要求“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可见官长可以敕成其下属。又如《三国志》卷七记载，曹操出征陶谦前，敕其家人说：“我若不还，往依孟卓。”这是尊长对家里子弟的诫敕。赵翼《陔馀丛考》对敕的使用情况有详细考察，他列举了众多史实，说明“盖古时诏敕本朝廷，而民间口语相沿，亦得通用”。直到南北朝后，敕书才成为皇帝专用的公牍文体。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西岳华山庙碑》一文考证说：“汉时人官长行之掾属，祖父行之子孙，皆曰敕……至南北朝以下，则此字惟朝廷专之。”
　　较之汉魏，唐时敕书的使用逐渐严格起来，使用场合也开始增多，如《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册，天子用之。”《新唐书•百官志二》曰：“王言之制有七……四曰发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而且唐朝在使用敕书时有一定的仪式，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此后历朝大致沿用唐时制度，略有变化。宋时，敕书除了对官员进行告诫警饬之意外，也可用来奖谕臣下，如欧阳修有《赐右屯卫大将军叔昭奖谕仁椤返取Ｃ髑辶酱则在赠封六品以下官职时，也称敕命。
　　关于“敕”，要弄清楚一个文字问题。历代典籍对“敕”有记为“”的情况，如《书》有“天之命”，《易》有“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取”。后世一些学者不同意陆德明的观点，如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四认为：“敕字从‘束’从‘文’，不从‘来’从‘力’，茸帜耸潜涮澹书犹可用也。至于字，则与赉字同，岂可谓之茸郑俊王之绩《铁立文起》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音，敕音尺，字义绝不相同。《书》之‘敕命’，《易》之‘敕法’，皆作，并传写之伪。”赵翼《陔馀丛考》对此问题也存在疑问，故在自注中特别引出《瓮牖闲评》的观点。《康熙字典》“辨似”篇对“笔画近似，音义显别，毫厘之间最易混淆”的字进行辨析，说：“龋音尺，制书”，“，音赖，劳。”可见此两字本无关联，后世混用或因形近而误。清代桂馥则认为隶体的“敕”多写作“”，故两字混用。时日既久，在“告敕”这个意义上，“敕”、“”通用的情况已成定势，但就严谨的文体意义而言，“敕书”不当作“书”。
　　综上所述，制书、敕和诏各有特定的使用对象与场合，具有鲜明的公牍文体特征。尤其是唐代以后的制书与任模多用骈文，文辞华丽典重，缺少变化。不过，由于不同文体的功能和使用场合不同，语言修辞上，必须有独特的要求，文章表现出来的审美风格也迥然有异。刘勰认为“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存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元代徐骏《诗文轨范》也认为：“诏宜典重温雅，谦恭恻怛之意蔼然；册文宜富而雅，制诰宜峻厉典重。”因此，我们在研究诏令类文体时，既要注意到此类文体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同时也要从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角度，挖掘其古代文章学方面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