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漢學網 前面的比較與分析說明，印歐語的基本結構單位『詞』和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字』之間存在著一系列原則的差異，其集中的表現是：『詞』的突出特點是它的語法性，受一致關係以及與此相聯繫的結構規則的支配，而『字』的突出特點是一個音節和一個概念（意義單位）的一一對應的強制性和它的頑強的表義性。基本結構單位是語言結構的最活躍的細胞，它們之間的差異正是不同類型的語言具有不同結構特徵的集中體現，我們應該循此去研究語言的結構，對具體的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
二、漢語中的『字』和『詞』
『字』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那還有沒有詞？這個問題很複雜，很難用一兩句話來回答。『詞』是印歐系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問漢語有沒有『詞』，實際上是在用印歐語『詞』的標準來衡量漢語的結構單位。由於語言是現實的編碼體系，不同的語言只是採用不同的方式對相同的現實進行編碼，因而相互之間可以進行代碼的轉換。以『詞』爲視角考察漢語的結構，自然可以找出相當於『詞』的語言現象；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即使在漢語中找出類似印歐語word那樣的『詞』，它也不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而只是一種輔助性的結構單位，而且它與印歐系語言的詞的性質和特點也不完全相同。人們可能會說：這是奇談怪論，而我們認爲這正是漢語的實際情況。
作爲語言的結構單位，傳統的漢語研究只有『字』，沒有『詞』；『詞』這個字只是指『意內而言外也』（【說文】），既與『字』的意思無關，也與現代語言學的word之類的單位無涉。詞是【馬氏文通】所開創的漢語語法研究從印歐語中移植進來的一種舶來品，在漢語中沒有根基。在這方面論述得最清楚、最科學的是趙元任（１９７５，２３３－２３４），認爲印歐系語言的word（詞）這一級單位『在漢語裡沒有確切的對應物』。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在【『字』與漢語的句法結構】一文中討論過，這裡不再重複。漢語中沒有『詞』，但又有象『詞』那樣的語言現象，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去研究『詞』與『字』的關係。趙元任說『漢語中沒有詞但有不同類型的詞概念』，這『詞概念』指的是『音節詞』（字）、『結構詞』（語法結構單位）之類的東西，不過我們這裡想根據概念這個『詞』的本來意義來了解『詞概念』，並借用趙的論斷來討論『字』與『詞』的關係。『詞概念』是無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質形式才能表現自己的存在。那麼這無形的『詞概念』寄托在哪裡？就寄托在『字』的義項和『字』的結合之中，象前述的『圖』字的各個義項就隱含著類似印歐語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功能的詞。現在很多語言學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意識到了這一點，認爲『多義項動詞應看作不同的詞』（馬慶株，１９８９，１６８），『一個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詞『（孫景濤，１９８６，３２）。但『字』的意義範圍是模糊的，連續的，而義項是對模糊的、連續的義域進行離散化分析的結果，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不同的字典對同一義域的不同處理就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詞』不能代表『字』而成爲漢語的一種基本結構單位。『字』通過結合而構成的字組（特別是其中的固定字組），其作用大體相當於一個『字』。這是漢語在演變中爲減少『字』的數量而又要保持和豐富語言的表達能力而進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調整，以使保留下來的『字』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它的編碼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時期有９８個之多（張永言，１９８４），現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數幾個字，通過與有關字的結合構成字組去表達各種與『黑色』有關的意思。這種增加『字』的長度以減少『字』的個數的自我調整的客觀效果是爲詞概念找到了一種較爲客觀的表現形式，這就是現在一般所說的『複音詞』。如果說，一個『字』中可以隱含著幾個不同的『詞』，那麼『字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個義項或語義特徵爲基礎把語言中與此有關的『字』拉過來，彼此相互注釋，相互限制，構成一個語義明確、功能相對單純的『複音詞』，使原來隱含在義項中的詞概念明確化和離散化。如果仍以前述的『圖』字爲例，那麼，『地圖、版圖、海圖、掛圖』等是『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周禮・夏官・職方氏】）中的『圖』的意義的複音化和語詞化；『圖案、圖像、圖形、草圖、按圖索驥』中的『圖』是描繪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圖』，畫形也』）這一意義的散離化和複音化『圖存、圖
謀、徐圖、雄圖』等則是『圖』的思慮、謀劃』意義（【說文】『畫計難也』）的具體化和語詞化；『貪圖、妄圖、希圖、試圖、企圖』等是『圖』的『設法對付、謀取』義的明確化，等等。這樣，字組中的『字』通過相互注釋、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廣泛而模糊的含義比較明確和離散，隱含在義項中的『詞』也由潛在而變爲現實，以往把複音詞的大量產生歸因於語音的簡化，認爲是爲了避免同音的干擾而創造複音詞。這兩者之間可能有聯繫，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內在的聯繫，近代北方話的發展可以爲這一論斷作出明確而有力的注釋。呂叔湘（１９６３，２１）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明確提出：『北方話的語音面貌在最近幾百年裡並沒有多大變化，可是雙音詞的增加以近百年爲最甚，而且大部分是與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有關的所謂「新名詞」。可見同音字在現代主要是起消極限制作用，就是說，要創造新的單音詞是極其困難的了。』複音詞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恐怕需要從減少字數而增強保留下來的字的編碼能力的關係中去理解，它是我們探索漢語語義發展規律的一條重要途徑；同音字的大量產生是這一過程所產生的『果』，不是『因』。
『詞』不管是寄托在『字』的義項之中也好，還是通過『字』的結合而形成的複音詞也好，都得以『字』爲基礎；沒有『字』，就不會有『詞』，這或許可以成爲對趙元任的『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字」是中心主題，「詞」則在許多不同的意義上都是輔助性的副題』這一論斷的一種注釋。不過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通過這些辦法找出來的『詞』和印歐系語言的詞不是一個東西，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原則的區別。
第一，印歐系語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關係的支配，因而其語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據此進行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劃分，而漢語的詞以語義規律爲基礎，與語法規律爲基礎，與語法規則無關，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用『主語一謂語』框架的結構標準來徇，是無定的，無法據此進行詞類的劃分。漢語的『詞』的語法功能還得以語義爲基礎去分析，不能和印歐系語言的Word混爲一談。第二，從結構上說，Word在印歐系語言中是一種離散的、現成的結構單位，與語素、詞組的界限大體上是清楚的：語素沒有重音，詞只能有一個重音，而詞組則有幾個重音，而漢語中散離的、現成的結構單位是『字』，而不是詞（呂叔湘，１９６４，４５），『字』與『詞』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一個『字』中隱含著幾個詞固然難以確定，就是依據『字』的組合而構成的『字組』（詞），它與『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連續的分布狀態。漢語的結構基礎，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字一個音節・一個概念』的一對一的對應，我們如以此爲視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詞』之間的連續（continum）。請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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