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盡』新探(2)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江淹的作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其中經常使用帶有凝固、收縮、內斂意味的動詞或形容詞。據統計，在現存江淹的作品中，共出現『凝』33次，『隱』25次（不含【為建平王聘隱逸教】一次以及聯綿詞『隱轔』），『含』20次，『郁』20次（不含『酷郁』、『蓊鬱』等聯綿詞），『斂』16次，『滯』15次，『晦』15次，『閉（s）』11次。這類詞用得如此頻繁，似乎不是偶然現象，這種行文特點應該也是他的內向性格的不自覺的表現。
　　江淹在繼承吸收文學傳統的選擇方面與宋齊時的多數作家很不相同。他的創作受屈原楚辭的影響很大。他有明顯模擬楚辭的作品，如【遂古篇】、【雜詞】、【應謝主簿騷體】、【劉僕射東山集學騷】、【山中楚辭五首】等；即使在其他詩文中，他也經常運用楚辭中的藝術手法，特別是以香草比人格的手法；他的【閩中草木頌十五首】序中說：『恭承嘉惠，守職閩中』，顯然出自賈誼的【吊屈原賦】；在【燈賦】中，他直接讚美『屈原才華，宋玉英人』。他也很喜歡司馬遷、嵇康等漢魏作家，他的【詣建平王上書】、【報袁淑明書】、【與交友論隱書】等有明顯依傍【報任安書】、【獄中商梁王書】、【與山巨源絕交書】的痕跡。這種文學趣味與他的性格似乎也有關係。以上作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與世俗社會相處大抵不甚融洽。屈原反覆自嘆『國無人莫我知』，司馬遷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嵇康更是多怪少可、牢騷滿腹、一肚皮不合時宜。因為江淹性格上與他們有相似之處，自然容易與他們產生共鳴；而他看重這些作家，又會反過來強化他的性格中孤獨不合群的因素。
　　關於江淹的事跡記載，有的也能反映出他的性格。他的【自序傳】說：『（青少年時）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又說『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為世士所嫉』，這些話出自本人筆下，應當是實情。【梁書】本傳說：『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4］249南朝時府主僚屬向府主求官的現象很普遍，但是像江淹這樣認準目標便固求不已的情況則很少見。結果這一行為觸怒了景素，江淹被貶到吳興任縣令達三年之久，在仕途上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據【南齊書・良政傳】，江淹與劉懷慰、袁彖友善；江淹的一些作品反映了與別人的交往情況，如集中為數不少的與文友的唱和之作；從他的【傷友人賦】、【知己賦】等看，他與袁炳、殷孚等結下了深厚友誼。這種情況與本文觀點並不矛盾。性格孤僻的人不會全無人際往還，他們在與眾人交往方面有困難，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可能有真正的知心朋友。
　　【梁書】本傳說江淹『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遊』［4］247，一個人成年後的性格往往受到童年生活很大的影響，很明顯，江淹的性格與他小時候的經歷是有關係的。又由於出身、經歷等原因，江淹思想中常常表現出一種自卑與自尊混合的形態。例如他屢屢自稱『孤賤』，『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愚陋』、『賤士』，而現代心理學認為，自卑感正是造成自我封閉的心理缺陷的根源。
　　江淹的這種性格特點，前人已經有所認識了。隋王通【中說・事君篇】：『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江淹之鯁亮先幾。』清王夫之【古詩評選】：『文通於時，……脈脈自持，一如處女。……故或謂之才盡，彼自不屑盡其才，才豈盡哉。』從不同角度提及了這個問題。
　　由是可知，永明時期文學活動的群體性特點、江淹在官位年齡上與新興作家的差距以及他的孤僻狷介性格，這些決定了他不能進入到新的文學活動圈中去；在新的文學風尚已經興起的情況下，江淹此前創作的巨大成就和盛名、他的固執性格又決定了他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也決定了他對新的文學風尚和新的作家群體懷有不以為然的態度。此外，這樣一種對他的創作生命不利的環境變化，也很容易引起他原有的自我封閉這種心理弱點更趨於嚴重。這樣，要他改變原來的創作風格就顯然是不大可能的了。從消極方面看，這是由於情勢所迫；從積極方面看，這也未嘗不是他與新的文學風尚抗衡較量的一種方式。當然，他不需要以文學創作作為謀生手段，也並未把它作為立志為之獻身的事業，這兩點對他作出這種選擇應該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江淹集中有【感春冰遙和謝中書詩二首】，其一為：『江皋桐始華，斂衣望邊亭。平原何寂寂，島暮蘭紫莖。芬披好草合，流爛新光生。冰雪徒皎潔，此焉空守貞。』其二為：『暮意歌上春，悵哉望佳人。攬洲之宿莽，命為瑤桂因。觀書術不變，學古道恆真。若作商山客，寄謝丹水濱。』春冰形象顯然是作者人格的寫照，確信自身『皎潔』、又清醒認識到自身的不合時宜、但是決心『守貞』即不去迎合外界形勢，這與上面分析的江淹的性格特徵十分吻合。『觀書術不變，學古道恆真』一句，清楚地表現了江淹固守原先行為信念的態度。這兩首詩俞紹初年譜說『或作於』宋泰豫元年，但沒有說出理由。我想，它們很可能就作於永明年間，詩中所表露的正是他面對文學形勢的變化所懷有的想法。
　　永明時期作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富有群體意識、好獎掖後進。沈約在這方面可算是一個典型，當時著名的文人大都經過他的揄揚吹噓；任P喜好交結朋友、提攜後輩也是為人們熟知的；此外謝I『好獎人才』［1］352，曾經賞識過江革、到洽、孔覬；王融也賞識過柳惲詩作，向蕭子良推薦孔休源，並請胡諧之推薦江革，等等。這與江淹的情況恰好形成鮮明對比。在江淹那裡這些事是從未有過的。這也可以從反面證明，江淹的性格確實是他無法適應新形勢、從而『才盡』的一個原因。
　　江淹不能與永明文學相融合，應該與永明時期新興的作家們也有關。由於文學觀念趣味的不同，這些人本來對江淹就未必十分佩服，當江淹有了不合作的表示後，他們大概也對他採取了或隱或顯的冷淡排斥的態度。這樣雙方自然難以發生接觸。沈約當時以善於組織團結作家著稱，又頗能賞異量之美；但是我覺得他那種逢人必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為了保持『一代文宗』地位而實行的處世策略。既然江淹不能對他有什麼妨礙，他也就不會主動與江淹聯繫了。（唐李冗【獨異志】中說，沈約心僻惡，見人一善如萬箭攢心。這與史書中的沈約形象判若兩人。雖然是小說家言，但從兩面性格的觀點看，可能也有一定的真實性。）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從個人角度看，江淹『才盡』在當時情況下是必然要發生的；但是就文學風尚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而言，這又是一個特別的、帶偶然性的現象，它不可能對南朝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產生顯著的影響。
　　最後說一點題外話。關於江淹的那個有名的『郭璞索筆』的故事，我想很可能是由永明時期新興文學群體中人的杜撰發展而來。他們與江淹是同時代人，在文學趣味上與他對立，江淹的情況當時一定是一個為他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他們中又不乏小說創作才能的人（如沈約作有【俗說】，任P作有【述異記】），因此他們中有人編造這樣一個故事，自是情理中的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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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3］ 錢鍾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163.
　　［4］ 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