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新探(2)

  来源: 中国汉学网

江淹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经常使用带有凝固、收缩、内敛意味的动词或形容词。据统计，在现存江淹的作品中，共出现“凝”33次，“隐”25次（不含《为建平王聘隐逸教》一次以及联绵词“隐辚”），“含”20次，“郁”20次（不含“酷郁”、“蓊郁”等联绵词），“敛”16次，“滞”15次，“晦”15次，“闭（s）”11次。这类词用得如此频繁，似乎不是偶然现象，这种行文特点应该也是他的内向性格的不自觉的表现。
　　江淹在继承吸收文学传统的选择方面与宋齐时的多数作家很不相同。他的创作受屈原楚辞的影响很大。他有明显模拟楚辞的作品，如《遂古篇》、《杂词》、《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五首》等；即使在其他诗文中，他也经常运用楚辞中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以香草比人格的手法；他的《闽中草木颂十五首》序中说：“恭承嘉惠，守职闽中”，显然出自贾谊的《吊屈原赋》；在《灯赋》中，他直接赞美“屈原才华，宋玉英人”。他也很喜欢司马迁、嵇康等汉魏作家，他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淑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有明显依傍《报任安书》、《狱中商梁王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痕迹。这种文学趣味与他的性格似乎也有关系。以上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与世俗社会相处大抵不甚融洽。屈原反复自叹“国无人莫我知”，司马迁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嵇康更是多怪少可、牢骚满腹、一肚皮不合时宜。因为江淹性格上与他们有相似之处，自然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而他看重这些作家，又会反过来强化他的性格中孤独不合群的因素。
　　关于江淹的事迹记载，有的也能反映出他的性格。他的《自序传》说：“（青少年时）所与神游者，唯陈留袁叔明而已”，又说“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这些话出自本人笔下，应当是实情。《梁书》本传说：“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4］249南朝时府主僚属向府主求官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像江淹这样认准目标便固求不已的情况则很少见。结果这一行为触怒了景素，江淹被贬到吴兴任县令达三年之久，在仕途上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据《南齐书・良政传》，江淹与刘怀慰、袁彖友善；江淹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与别人的交往情况，如集中为数不少的与文友的唱和之作；从他的《伤友人赋》、《知己赋》等看，他与袁炳、殷孚等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情况与本文观点并不矛盾。性格孤僻的人不会全无人际往还，他们在与众人交往方面有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可能有真正的知心朋友。
　　《梁书》本传说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4］247，一个人成年后的性格往往受到童年生活很大的影响，很明显，江淹的性格与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又由于出身、经历等原因，江淹思想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自卑与自尊混合的形态。例如他屡屡自称“孤贱”，“蓬户桑枢之民，布衣韦带之士”、“愚陋”、“贱士”，而现代心理学认为，自卑感正是造成自我封闭的心理缺陷的根源。
　　江淹的这种性格特点，前人已经有所认识了。隋王通《中说・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江淹之鲠亮先几。”清王夫之《古诗评选》：“文通于时，……脉脉自持，一如处女。……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从不同角度提及了这个问题。
　　由是可知，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的群体性特点、江淹在官位年龄上与新兴作家的差距以及他的孤僻狷介性格，这些决定了他不能进入到新的文学活动圈中去；在新的文学风尚已经兴起的情况下，江淹此前创作的巨大成就和盛名、他的固执性格又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决定了他对新的文学风尚和新的作家群体怀有不以为然的态度。此外，这样一种对他的创作生命不利的环境变化，也很容易引起他原有的自我封闭这种心理弱点更趋于严重。这样，要他改变原来的创作风格就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了。从消极方面看，这是由于情势所迫；从积极方面看，这也未尝不是他与新的文学风尚抗衡较量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不需要以文学创作作为谋生手段，也并未把它作为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这两点对他作出这种选择应该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江淹集中有《感春冰遥和谢中书诗二首》，其一为：“江皋桐始华，敛衣望边亭。平原何寂寂，岛暮兰紫茎。芬披好草合，流烂新光生。冰雪徒皎洁，此焉空守贞。”其二为：“暮意歌上春，怅哉望佳人。揽洲之宿莽，命为瑶桂因。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若作商山客，寄谢丹水滨。”春冰形象显然是作者人格的写照，确信自身“皎洁”、又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不合时宜、但是决心“守贞”即不去迎合外界形势，这与上面分析的江淹的性格特征十分吻合。“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一句，清楚地表现了江淹固守原先行为信念的态度。这两首诗俞绍初年谱说“或作于”宋泰豫元年，但没有说出理由。我想，它们很可能就作于永明年间，诗中所表露的正是他面对文学形势的变化所怀有的想法。
　　永明时期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富有群体意识、好奖掖后进。沈约在这方面可算是一个典型，当时著名的文人大都经过他的揄扬吹嘘；任P喜好交结朋友、提携后辈也是为人们熟知的；此外谢I“好奖人才”［1］352，曾经赏识过江革、到洽、孔觊；王融也赏识过柳恽诗作，向萧子良推荐孔休源，并请胡谐之推荐江革，等等。这与江淹的情况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在江淹那里这些事是从未有过的。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江淹的性格确实是他无法适应新形势、从而“才尽”的一个原因。
　　江淹不能与永明文学相融合，应该与永明时期新兴的作家们也有关。由于文学观念趣味的不同，这些人本来对江淹就未必十分佩服，当江淹有了不合作的表示后，他们大概也对他采取了或隐或显的冷淡排斥的态度。这样双方自然难以发生接触。沈约当时以善于组织团结作家著称，又颇能赏异量之美；但是我觉得他那种逢人必赞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为了保持“一代文宗”地位而实行的处世策略。既然江淹不能对他有什么妨碍，他也就不会主动与江淹联系了。（唐李冗《独异志》中说，沈约心僻恶，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这与史书中的沈约形象判若两人。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从两面性格的观点看，可能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从个人角度看，江淹“才尽”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就文学风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言，这又是一个特别的、带偶然性的现象，它不可能对南朝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产生显著的影响。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关于江淹的那个有名的“郭璞索笔”的故事，我想很可能是由永明时期新兴文学群体中人的杜撰发展而来。他们与江淹是同时代人，在文学趣味上与他对立，江淹的情况当时一定是一个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他们中又不乏小说创作才能的人（如沈约作有《俗说》，任P作有《述异记》），因此他们中有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自是情理中的事。
　　
　　［参考文献］
　　［1］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3.
　　［4］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