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文學理論中的互文與互文性(1)

  來源: 北方教育

作為漢語修辭格的『互文』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已經不太為我們所重視，在現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識的普遍運用，所以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紀後期興起的一個後現代主義的、強調文本間關係的文學理論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國卻幾乎是被約定俗成地翻譯成『互文』。筆者認為，雖然兩者在語言科學、思維認知、表達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聯繫或暗合之處，但『互文』、『互文性』兩個概念應該只是字面上的一種巧合，沒有本質的內在聯繫，：二者屬於不同的理論範疇，涵義與運用也大不一樣。對蒔者，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對後者，我們則要敢於『拿來』，更要善於『拿來』。  
　　一、互文  
　　互文即所謂『互文見義』，是基於文體限制或表達的特別需要，將兩個或兩個以上意義有關聯或存在對應關係，能互相補充、互相滲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說明的語言結構單位按一定順序羅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簡意深、委婉錯雜等特定藝術效果的修辭手法。互文是古詩文中習見的表達方式，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表達方式在漢唐以前甚至在語言大發展的春秋時期就已經取得長足發展，臻於成熟。所以說，互文的傳統或傳統的互文，都該是有所本的。但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百年前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產生發展之後，互文這一表達方式運用漸少，似乎被我們束之高閣，日漸與我們隔膜、生疏，以至於現在我們大家包括各類大中小學校語文教師們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詩詞作家在進行詩歌創作時用到的一種修辭手法』，最多也只不過是把互文當作一種已經『死去的藝術』來欣賞，這一現實應引起我們高度警覺。這種認識既割裂了傳統，又可能扼殺了互文生存、發展的生機。  
　　實際上，在我們身邊，日常生活、影視作品、書面表達諸方面，互文運用是屢見不鮮的，卻每每被我們輕易地放過；或被同時體現出來的排比等常見修辭手法所掩蓋，不被我們讀者、聽眾所關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輕忽。  
　　如我們熟知的『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有功必賞，無過不罰』、『翻來覆去』、『左一道溝，右一道坎』、『風裡來，雨里去』、『東一榔頭西一棒』、『生兒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達，哪一句不是現代漢語?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紀後期興起的一種強調文本間關係的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通常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文本之間發生的『交互』關係。作為『對歷史主義和新批評的一次反撥』，所謂『互文性』作為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文本策略，滲透於多種後現代文學中(包括元小說、元詩歌、反敘事、純小說、戲仿、拼貼等等)。它是一種價值自由的批評實踐，是所謂『互文性革命』――結構主義批評家在放棄歷史主義和進化論模式之後，嘗試應用互文性理論，來看待和定位人文、社會乃至自然科學各學科之間關係的批評實踐。這種批評實踐並不隸屬於某個特定的批評團體，而是與20世紀歐洲好幾場重要的知識運動相關，例如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學、馬克思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和解構主義。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羅德・布魯姆、羅蘭-巴特與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動互文性革命並從理論上系統建構起文本與互文性觀念的，當推巴黎的兩位著名批評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對話概念、狂歡理論  
　　我們知道，在布魯姆『影響的焦慮』理論中，互文性不過是兩個個體詩人之間的影響關係。而巴赫金則提倡一種文本的互動理解。  
　　從批評理論的角度看，對於文學文本的互動理解，其實在英美文學批評乃至文學創作中並不鮮見。18世紀初，亞歷山大・蒲伯曾在維吉爾的作品中發現了荷馬，蒲伯確信，一首詩在模仿自然方面的優劣，取決於它的互文性，或者說取決於它對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會融入過去與現在的系統，必然對過去和現在的互文本發生作用。尤其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利用荷馬史詩的情節敷設他的篇章，並在兩個文本問確立了一種肯定的互文關係；又通過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種內文本關係；還因對荷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現出一種否定的互文關係――無論是吸收還是破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無論是自我引用還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總是與某個或某些前文本糾纏在一起；同時，讀者或批評家總能在作品中識別出這個特定文本與其特定先驅文本的交織關係。  
　　巴赫金從對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研究、從小說中各種外文學文本存在的現象考察出發，把文本中的每一種表達，都看作是眾多聲音交叉、滲透與對話的結果。巴赫金把這種共存互動稱之為小說的『多聲部』或『復調』現實，並用『文學狂歡化』概念來支持他的對話理論。他傾向於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種共時結構，偏愛把文學置於文學之外的象徵性語境之中，藉以由此造就一個雜亂擁擠的互話語空間，創造一個眾聲喧譁卻又是內在和諧的彈性環境，從而賦予語言或意義某種不確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論時，並未預見到文學符號學的發展趨勢。可他的狂歡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強調了在文學批評、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間建立一種互文性理論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說：互文性概念雖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卻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導出來。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與『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幾乎在發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時，發表了著名論文【文本的理論】，文中他試圖回答『文本是什麼』。在他看來，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體，甚至不是一個概念，文本產生於讀者與文字間的關係空間，它是一個生產場所；文本作為生產活動，它生產出來的不是產品，而是一個作者與讀者相遇、上演戲劇、進行語言遊戲的場所。巴特進而又說，文本是意指，是一種意指實踐，是讀者參與的意指實踐過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現的多元性。  
　　作為著名的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語言・對話・小說】一文中開創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進行文學批評研究時，注意到進入先後文本空間的主體。她認為，一個文本片斷、句子或段落，不單是直接或間接話語中兩個聲音的交叉，它是無數聲音交叉、無數文本介入的結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層面的參與，則揭示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她認為分析者應該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個特定話語的主體；而這個主體恰恰由於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詞源學意義上的個人。一個創造性主體的分解，一個新的多元主體的產生――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動力學。它不僅適於互文性作者，也適於互文性讀者。  
　　依據這一理論，讀者閱讀的過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於意指過程之中。他不僅將與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認同，而且還必須被化簡為零，被置於一種啞然失語的危機時刻。這是審美快感到來之前的準備階段。然後，讀者便可進入自由聯想的過程、重構多元意義的過程、定義幾乎無法定義的內涵的過程。所以結論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強烈反悖與戲仿特性，而對任何文本也都有一個再創造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