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1)

  來源: 中國漢學網

一、問題的提出
　　

　　『語詞』，是漢語研究和辭書編纂中常用的一個術語，是和專科詞相對而言的。它和語言學中的『詞』是什麼關係，卻從來沒有認真界定過。現在既然要討論它的潛在及其運動，就必須先給它一個界定。首先，它的所指範圍要比『詞』大。我們都知道，『詞』這個概念是從西方來的，它是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可以獨立運用的單位。我們漢語中的『字』是一個書寫單位，和『詞』不在同一個邏輯平面上(但由於 『字』都有音且大多數有獨立的意義，於是也就帶著字形進入語言層面，所以徐通鏘等名家就提出了『字本位』的問題，這裡暫不討論)。而我們所說的『語詞』，卻和『詞』在同一個邏輯平面上。『語詞』和『詞』有兩個方面的共同點：(1)都是有意義的；(2)都是可以獨立運用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在句子中充當一個句子成分，回答一個問題。它們的不同點在於，『詞』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而『語詞』不一定是最小的，它可以是最小的，也可以是組合的，可以繼續分析的。但是，這種組合不是無上限的。它的上限是，組合的結果只能做一個語法成分，回答一個問題。這裡，有許多是我們稱之爲『複詞』的，還有成語等。總之，『語詞』是『詞』的非專科部分的最鄰近的上一個層次的概念。我在長期的漢語詞彙和訓詁研究中，覺得就漢語而言，給『語詞』以確定的地位，對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帶來許多便利。這是因爲，漢語中有些字與字的組合，到底是不是詞，有時是難以斷定的，而確定是不是語詞，卻是比較清楚，易於操作的。如漢代文獻【說苑】中，『人民』有用例4個(引用【詩經】1例不計在內)，『民人』用例2個，其指稱義相同，在句子中只充當一個成分，我們可以視爲『語詞』。由於其結構的不穩定性，二字可以前後互易，其義等於『人』、『民』兩個同義詞的綜合，不具備今天的和『敵人』相對立的含義，所以，看作『詞』就不一定妥當了。漢語中這類現象甚多，用『語詞』來稱呼比較科學些。
　　漢語語詞的形成及其意義的演變，既是在歷史中進行的，也是在地域中進行的。而反映這些語詞的文獻材料，反映的情況並非是完全的，也不能說這種反映沒有一點誤差(我看過一個反映潮汕方言的材料，說那地方的人很奇怪，將『人』稱爲『狼』。實際上，是這個作者n、l不分，潮汕是用[ Ínαŋ陽平調](註：本文爲便於閱讀和排印，凡是能用漢語拼音表示的讀音，就直接用漢語拼音；不方便表示的，就用國際音標，置於[ ]內。)來稱人的，寫作『人』是用了訓讀字，按其音義，應該寫作『儂』，黃典誠先生已經有文說清楚這個字了[1]。我的博士生楊思范說，他的家鄉浙南蠻話中，也是這樣的)。而漢語文獻，往往是用通用語而雜有某些方言且兩者又不是那麼容易分辨的。因此，即使將研究者本人也免不了存在所見不廣的局限這一點放在考慮之外，這些情況的存在就給我們的語詞歷史研究帶來3個方面的困難：
　　第一，對某個確定區域作某一語詞或某類語詞的歷史研究，似乎比較容易梳理清楚，但也需要考慮文獻反映不全面或混雜其他方言的情況。做歷時研究而能遇上純粹的狀況，是很難的。專書的語詞研究固然比較純粹，但是上述的複雜情況仍然存在。如表示『遲』義，在先秦，用『晏』、『晚』、『遲』都見到，【論語・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戰國策・楚策四】：『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但在今日口語中，普通話用『晚』和『遲』，吳語和閩南語中用『晏』，天色晚也是用『晏了』。然而【初刻拍案驚奇】中，卻『晚』、『遲』、『晏』都用。『晏』有3個用例：『晏起』(卷2)，『晏了些』(卷4)，『茶遲飯晏』(卷22)。而用於天色的晚，卻一律用『晚』字，例子甚多，『天色晚』有3例(卷13、22、31)，『天晚』有8例(卷1、6、8、14各1例，卷31、34各2例)。書中『晚』有140多處，都是用於表示天晚或夜晚的(表示何時或責其太遲的『早晚』不計在內，少數幾例如『晚婆』即晚娘、『前親晚後』謂後娘欺負前妻之子，以及『相見之晚』這類習語不計在內)，『遲』有70餘例(除去『遲遲麗日』、『說時遲，那時快』這些習語，可注意的是有『來遲』而無『遲來』，也無『去遲』和『遲去』)，所用範圍和『晏』相近，但不用於天色。是馮夢龍的語言環境中『晏』、『遲』和『晚』有這樣的分工呢，還是『遲』和『晚』的用法是受通用語的影響呢?也就是說，這3個詞，是明代吳語和今天的吳語表現不同呢，還是明代吳語實和今天相同而只是由於文獻混雜通用語而引起我們的懷疑呢?今天要說個清楚恐怕是不容易的了。專書的語詞研究尚且如此，關於先秦的『晏』、『晚』、『遲』的同時出現是否有方言上的差別，就更難判斷了。何況專書的研究畢竟不是歷時的研究，而如果缺乏歷時材料的比較，其結果就容易出些誤差。自然，專書的語詞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材料也比較容易窮盡。多部專書的語詞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現歷史和地域上的語詞變化及其特點。
　　第二，在同一個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方言區域，某一語詞或某類語詞的表現是不大相同的，也許在一些地區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地區依然存在。不同方言區域的語詞的變化，往往是不同步的，而文獻反映的缺失或誤差，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情況，不是那麼容易梳理清楚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今天 『走』的奔跑義，在普通話地區已經消失，在閩南話中卻仍保留，但是，在閩南人所寫的書面語中，卻也不容易見到『走』的奔跑義的痕跡，這是由普通話對書面語言的巨大影響決定的。假如千年後，人們來研究漢語語詞的歷史，說到千年前閩南話中『走』有奔跑義，也會由於文獻難征而存疑(假如現時的那些方言詞典已經不存在的話)。又如『進』用於進入義(不是進退義)，汪維輝先生說是在東漢時出現的[2]。但這只能說是文獻中反映出來的通用語(或稱雅言，類似於民國時期的國語，今天的普通話)的情況，如果考慮到方言，那就複雜許多了。在潮汕口語中，迄今有『入』無『進』。然而潮汕人的書面語中，卻會有『進』的。文獻對口語反映的缺失和誤差，是我們用文獻來說明問題時必須警覺的。
　　第三，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不同的方言區域，這種複雜性就表現得更爲充分。我們的漢語語詞歷史的研究，就往往處在這種狀況之中。這時必須同時考慮4個方面的情況：(1)歷史的變化；(2)地域的變化；(3)文獻反映上的問題；(4)當今口語的情況。
　　固然，地域的變化有時是因應於歷史的變化的，誠如趙元任先生在【語言問題】第七講【方言跟標準語】中所說：『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差別往往也代表歷史演進上的階段。所以橫裡頭的差別往往就代表豎裡頭的差別，一大部分的語言的歷史往往在地理上的散布看得見。』但是，這僅僅是個原則，我們迄今爲止還無法斷定某種方言就代表歷史上的某個時代，我們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那樣，聽到廣州話就以爲是聽到唐時的音。這是因爲，不管哪種方言，它都經過許多歷史時代的積澱。因此，它的某些部分，會反映歷史上的某個時代的語言現象(比如，親戚謂之『親情』，唐代有此語詞，今潮汕話中還有)，但要將整個方言和歷史上的某個時代完全對應起來，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因此，我們對語詞歷史的研究，還是得一個一個地進行，一類一類地進行。
　　由於存在歷史的、地域的移動和變化，由於文獻反映的缺失和誤差，由於地域活生生語言的存在，我們對某些語詞的解釋，對某些語詞意義演變的研究，對某些字是否可組成語詞的探討，等等問題，就必須考慮到這種情況。語詞是有時代特徵的，語詞或某個語義的產生、發展、變化以至消亡，在通用話的系統中，總是在某個時代或若干個時代中進行的。有的語詞或語義存在的時間很短，有些則很長，一些基本詞彙則古今沒有什麼變化。這些，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但是，語詞還有地域的特徵，某個語詞或某個語義，在通用話中可能已經消亡，但在某個地域中，卻可能存在，甚至還在發展新的用法，發展引申義。而且說不定某一天，它會重新進入通用話系統。或者，在歷史上，這些乍看已經消失的語詞或語義，也許僅僅是文獻反映的缺漏，而實際上通用話口語中依然存在，等到某一天，它又突然在某個文獻中出現。這種情況，我們過去注意得不夠，所以，我在這裡提出了『語詞的潛在及其運動』這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