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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所以，有關圖書爲王朝特別留意和關切也就不足爲奇了。西漢成帝時，東平思王劉宇因『時書不布』，『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算，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予。』[65]。王鳳的一番話，把漢廷之所以限制有『明鬼神，信物怪』和『天官災異，地形厄塞』內容書籍流傳的原因說得十分清楚，就是害怕諸侯王或其他勢力利用術數反叛朝廷。劉宇以皇叔父之尊尚不可得而讀之，說明西漢對術數尤其是與軍事有關的術數書籍加以提防和控制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太平御覽】卷177引【五經異義】：『天子有三台，靈台以觀天文，時台以觀四時施化，囿台以觀鳥獸魚龜。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台，但有時台囿台。』此說與歷史事實不符，但卻表明了漢儒從維護中央集權的目的出發，限制諸侯王勢力利用術數的要求。這種要求，和他們借【春秋】宣傳『春秋之義，家不藏甲』一類的主張如出一轍。
與此相一致，某些術數活動在漢代被不同程度地禁止。先秦已有禁止部分術數活動的跡象，在兵家著作中很被強調。【孫子兵法・九地】：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曹註：『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六韜・文韜・上賢】：『偽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秦代爲鞏固集權統治，焚書坑儒，設『妖言令』。漢代雖一度廢『妖言令』[66]，但隨即恢復，故兩漢屢見以『妖言惑眾』、『共爲妖言』之罪誅殺、重懲大臣和士人的事件[67]。受禁對象還不止『妖言』，成書於西漢前期的【禮記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鄭玄註：『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禮記】系儒書而非國法，但漢代『挾左道』處以大辟重刑則多有證明。類似的還有『祝咒』。漢代詛咒皇帝系大逆死罪自不待言，高級官員亦不得私行祝咒，武帝時丞相劉屈即坐此腰斬。[68]【漢書・息夫躬傳】：息夫躬致仕後，『夜自被發，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爲人告發，指其『候星曆，視天子吉凶，與巫同詛咒』而下獄死。將這些綜合起來看，漢王朝對使用術數手段損害和顛覆專制統治的防範明顯加強。儘管當時有關法律禁止術數活動的範圍和程度與後代相比還有差距，特別是其禁止的主要是針對皇帝、朝廷和嚴重有損於王朝統治的術數行爲而不是這些術數形式本身，但很清楚，術數已經是一種可能不利於民間研習和實踐者身家性命的活動了。建安年間，朝廷正式下詔『科禁內學及兵書，』私人有藏者，皆送官治罪[69]。內學即秘學，而兵書中絕大多數充斥著兵陰陽家之說，所以科禁收書之舉，即是上述政策、法令的進一步發展，也正式拉開了禁止民間修習應用術數特別是兵陰陽學的大幕。而在江東，孫策殺掉了號稱能『助軍作福』的著名道士干吉，表明這種嚴禁政策的發生具有普遍性。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明確。第一，漢王朝開始限制和禁止術數和兵陰陽學在民間傳播，當然不是否定術數活動，而只是力圖壟斷和控制術數權力，使之只能爲專制統治服務而不會成爲破壞性力量。它從一個方面加強了漢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並體現了這種加強。這不但與王朝在軍政事務中崇奉依賴術數的事實不相矛盾，而且正因爲此，漢王朝才不斷強化術數活動的控制。如果將其視爲反對迷信，適所謂風馬牛不相及。第二，漢代兵陰陽家的流傳，在東漢後期以前，整體上並沒有受到禁止，否則就不會有兵陰陽家的繁榮。從更長的時段看，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王朝能夠有效控制兵陰陽家和術數在民間的傳播，皇權試圖壟斷術數權力的結果往往是使官方術數形式日益僵化和失效，民間術數活動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斷發展，從而又使專制皇權不得不向民間求得術數需求的滿足。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另文專門討論。
注釋：
[1] 多年來，中國的饒宗頤、李學勤、李家浩、李零、曾憲通、吳九龍、劉樂賢、連劭名等，國外的艾蘭、夏含夷、班大爲、卡林諾夫斯基、葉山等，對戰國秦漢時期術數文獻研究較多。限於篇幅，恕不能將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一一列舉。近年來對同期軍事術數文獻進行綜合研究的，參陳偉武：【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簡帛兵學文獻軍術考述】，【華學】第二輯。在歷史學界，筆者所見專門研究文章有楊一民：【兵陰陽家初探】，【孫子學刊】1992年第1期; 田旭東：【兵陰陽家初探】，【孫子兵法及其現代價值──第四屆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
[2] 參拙作【春秋軍事術數考述】，【南昌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本文有關先秦兵陰陽家的論述，均請參看。
[3] 【漢書 ・ 藝文志】
[4] 【地典】可能就是【漢志】『兵陰陽家』著錄的【地典】六篇。
[5] 【占書】整理者視爲一書，但據葉山說，其應含有幾種文獻。另簡牘中可能還有一種名爲【兵忌】的書。參葉山：【論銀雀山陰陽文獻的復原及其與道家黃老學派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參注[1]陳偉武文。
[7] [43]【太平廣記】卷191引【拾遺記】：『（曹章）學陰陽緯侯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問章，取其利師之訣。』
[8] 【開元占經】卷9、卷19、卷72引。
[9] 【漢書・魏相傳】
[10] 參王鐵：【漢代學術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11] 參李零：【中國方術考】第二章，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12]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史記律書即兵書』。
[13] 【日知錄】卷四，『占法之多』。
[14] 【論衡・譏日篇】
[15] 【史記・日者列傳】
[16] 【史記・淮陰侯列傳】
[17] [30]【後漢書・公孫瓚傳】
[18] 【後漢書・襄楷傳】
[19] [22][45]【史記・ 封禪書】
[20] 【史記・ 高祖本紀】
[21] 【史記・孝武本紀】。唐柳宗元【祭纛文】（【全唐文】卷593）說，秦國出兵祭祀大特巨梓『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此說不見於較早文獻，未知何據。
[23] 李零：【馬王堆漢墓『神祗圖』應屬辟兵圖】，【考古】，1991年第10期； 李家浩：【論太一辟兵圖】，【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24] 【資治通鑑】卷58
[25] 【後漢書・鄭玄傳】
[26] [39][52]【漢書・西域傳】
[27] [43][54]【漢書・王莽傳下】
[28] 【漢書・趙充國傳】
[29] 【後漢書・光武紀下】、【明帝紀】、【獻帝紀】。
[31] 【史記・匈奴列傳】
[32] 【三國志・ 魏書 ? 董卓傳】注引【魏書】
[33]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後漢書 ? 董卓傳】
[34] 【後漢書・ 耿恭傳】
[35] 【史記・ 張耳陳余列傳】、【後漢書 ? 蘇竟傳】
[36] 【後漢書・ 班超傳】
[37] [55]【史記・ 吳王濞列傳】
[38] 【史記・封禪書】：『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有關研究，參王子今【中國婦女從軍史】，軍事誼文出版社1998年版，下編，九。
[40] 【漢書・郊祀志】
[41] 【後漢書・劉t傳】
[42] 【漢書・王莽傳中】
[44] 【開元占經】卷45引【曹操兵法】，【太平御覽】卷8引曹操鈔集【兵書接要】。
[46] 【後漢書・蘇竟傳】、【楊厚傳】、【三國志・蜀書・劉焉傳】注引【益部耆舊傳】、【後漢書・ 許楊傳】。
[47] 【後漢書・ 郅惲傳】
[48] 【後漢書・何進傳】
[49] 【漢書・律曆志】
[50] 【三國志・ 魏書・臧洪傳】注引【九州春秋】
[51] 【漢書・李尋傳】
[53] 【漢書・元帝紀】、【平帝紀】
[56]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57] 【漢書・百官公卿表】
[58] 【史記・淮南衡山王列傳】
[59] 【漢書・武五子傳】
[60] 關於漢代的秘書制度，筆者有另文專論。
[61] 【漢書・揚雄傳】、【後漢書・賈逵傳】
[62] 【漢書・翼奉傳】
[63] 分別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鄭玄傳】、【說文・易部】、【後漢書・任文公傳】、【漢書・藝文志・術數略・天文】、【後漢書・蘇竟傳】、【後漢書・ 班固傳】等。
[64] 【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傳】
[65] 【漢書・敘傳上】、【宣元王傳】
[66] 【漢書・刑法志】
[67]參程樹德：【漢律考・律令雜考】『妖言』。
[68] 參【漢律考・律令雜考】『左道』、『祝咒』。
[69] 【三國志・魏書・常林傳】注引【魏略】
作者：邵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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