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晉商與茶文化（1）

  來源: 中國論文聯盟 李三謀 張衛

【 內容 提要】在晚清，晉商頗具特色地栽培茶樹、研製茶葉以及將茶葉組織運銷，在茶業 經濟 領域創辦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加工 工業 。同時為了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還與俄商進行鬥爭，對我國茶文化的傳播和 發展 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 鍵 詞】晉商/茶文化/茶農


【 正 文】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輝煌的 歷史 ，從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強的實力雄踞海內。自清代以後，又大規模踏入國際市場，產生了世界性的 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經營茶葉成了晉商貿易活動的一部分，是其獲取商業利潤的一項重要內容。

　　清代前中期，產茶較多的是閩、浙、皖、贛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甌、建、延、泉各縣，茶山眾多，茶廠甚廣，制茶活動相當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縣所產茶，均集中於此。竹筏三百輛轉運不絕……清初茶業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交點行東，恣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註：衷於：【茶市雜詠】，見林復泉【武夷茶葉之生產製造及運銷】一書。）為了保證有充足而穩定的貨源供應，為了保證商品的質量――品味優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區或稱烏龍茶區，通過『行東』（代理商）以近似於包買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廠（作坊），要求對方按自己的技術要求進行茶葉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將一些制茶作坊置於自己的監督之下。到道光時期，有一小部分晉商為了進一步擴大商務，曾踏入湖北東南部的武昌府組織貨源，並指派專人監製茶葉（註：道光【蒲圻縣誌】卷4，風俗。），成了清代最早開發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豐年間，晉商逐漸轉移了採購茶貨的基地，將其收貨重心西挪。他們由東南的福建等地紛紛湧來湖北，正式立業，重開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經營途徑的如此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後湖北茶葉經濟的發展，使其一步步地成為我國著名的內銷、外貿的商品茶基地。

　　茶業經濟領域的這種變化，並非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乃是與當時的 政治 環境和貿易形勢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晉商從清初以來一直是經銷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蘭茶的，也販運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豐三年(1853)以後，舊的貿易格局或市場局面受到了衝擊，去往福建等處的商道因太平天國革命之故而受阻，貨源中斷，晉商被困，福建茶農茶廠茶行也頗受損失。本來由於鴉片戰爭的影響，『福州通商後，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廣、潮三幫繼之而起』（註：彭澤益：【 中國 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80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而到此時，茶貿形勢則更為不利了。史稱：『（福建）崇安為產茶之區，又為聚茶之所，商賈輻輳，常數萬人。自粵逆竄擾兩楚，金陵道梗，商販不行，傭工失業』（註：（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譜】卷上，咸豐三年，四月紀事。）。正在這政局動盪、商務維艱的時候，山西商人於湖北發現了適宜生產和發展茶葉的大面積土壤，有似狹路逢生，於是便產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們在運貨途中、逐漸感到武昌府的崇陽、蒲圻兩縣交界處的羊樓峒、羊樓司一帶地方，雨量充足，氣候濕潤，土地肥沃，為栽植茶樹之佳壤。並且，地理位置好，處於江漢平原之東， 交通 較為方便。可以在此開闢一個產、運、銷一體化的茶葉經濟基地。計劃一定，便馬上去實施。

　　據史料記載，以種茶、制茶（加工）而聞名的『羊樓峒……以多山之故，茶產自屬相宜。其起源雖不可考，但據地誌所載，前清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於種茶，始指導土人，教栽培及製造紅、綠茶之法』（註：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見【國際貿易報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當地民風純樸，喜交四方之人。土民與外來晉商聯手開辦茶山、茶園，共建新的『生業』。勇於奮進的山西商人，曾通過自己長期經營茶葉的機會，較系統地掌握了許多有關茶葉的生產及其加工知識，進而又毫不保留地傳授給這裡的農民。使得崇陽人和蒲圻羊樓峒人逐漸學會了坑種法、育苗移載法、茶花間作法和壓條法等。更學會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術。當時生產的主要是紅茶，也有少數綠茶。其新茶種逐漸傳播到通山、咸寧等地。有關培育和加工技術也隨之在鄂東南地區推廣、普及，形成了較大範圍的產茶熱潮。在晉商的鼓動和茶利的誘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發，鄉間農人競相力務紅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開交。史料記載，崇陽、咸寧山區百姓，皆以茶為業，『篩茶之男工、揀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聲如雷、汗如雨』（註：同治【崇陽縣誌】卷3，物產。），人稱當地務茶的園戶多，而栽禾的田戶少，產茶業可謂興盛。

　　蒲圻、崇陽等各縣地方，在咸豐、同治時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導，已能夠製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婦女兒童在穀雨前摘取嫩芽，而後使其乾枯、壓卷，繼之將茶葉洗淨，入鍋微熏微炒（稍噴水），出鍋後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勁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後用柴火或炭火焙乾。除了製作青茶之外，這一帶製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紅茶。紅茶的加工技術最早是由廣東商人在道光末年從其故鄉傳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將之傳播到鄂東南以至鄂北。蒲、崇等縣鄉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們『做紅茶，雨前摘取茶葉，用曬墊鋪曬，曬軟合成一堆，用腳揉踩，去其苦水，踩而又曬。至於捻不粘，再加布袋盛貯築緊，需三時之久，待其發燒變色，則謂之上汗，汗後仍曬，以干為度』（註：（清）崔淦等：同治【襄陽縣誌】卷3。）。所謂雨前是指穀雨之前。三月采者為頭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採擷者為二茶，六月初采者為『菏花』，七月份采者為『秋露』，都是可以加工成紅茶的。民戶製成其成品後，存入竹器，以待客商（晉商）收購，或送往客商處出賣。園戶自采（有時也雇臨工），自行曬炒，大量焙制茶葉，每年產量可達20-30萬擔（註：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煙的種植與分布】，見【古今農業】1993年第3期。），為湖北省的大宗物質財富。咸、同時的茶葉，大都是散茶，晉商收購後，要對之實行較大規模的包裝。

　　到了光緒年間，蒲圻地方開始製作磚茶。由於從前茶農交給晉商的散裝品，體積大，重量輕，運輸不便，且需將茶葉裝入竹簍，踩壓結實後，再行載運，頗有耗損。為了適應茶商的要求，而出現了磚茶生產。據說，湖北茶葉集散中心『洋樓峒（湘鄂邊境）之始有磚茶，始自光緒初年，由山西商人開其端。其壓製法極為幼稚，置茶葉於蒸籠中，架鍋上蒸之，傾入模型中，置木架壓榨器中，借槓桿力，壓榨之，移時，在模中托出，放於樓上，聽其 自然 乾燥』（註：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見【國際貿易報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晉商又與這裡的磚茶生產聯繫起來了，他們再一次充當了制茶新技術的傳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紅茶是由商貿的需要而興起、而發展，又因商貿的需要而相應地轉變其加工形式和製作手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商貿因素在茶葉生產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具有較大的積極意義。

　　在羊樓峒以至整個湖北省來說，壓制磚茶可算得上是一項新的加工 方法 ，但它並不是近代化的先進技術。因為作為磚茶製作手段中的壓力設施乃是一種原始的木製平壓機，早在明末就有人使用過，屬於民間簡單機械。其生產規模較小，基本上是一種手工作坊勞動。每架木質壓榨機每日僅可製成60筐茶葉，合90擔（註：參見孫毓棠：【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第18-1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起初使用的木質壓榨機，操縱不便，平壓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勻，四角邊緣往往因壓力不達而出現殘缺，既不整潔，又多損耗。不過，儘管這種壓力設備較為落後，可是利用它足以改變崇、蒲各縣的茶葉加工形式及其發展方向。可以說，第一台木壓機在該處的啟用，就標誌着當地新的產品形態的開始，它逐漸將散茶製作過程轉變為磚茶製作過程，促使茶葉加工由一個階段走向另一個階段。

　　不久，晉商又在木壓機的基礎上發明創造出一種鐵壓機，將其工作原理由過去的槓桿作用轉變為手搖輪轉，既省力又省工。（註：戴嘯州：【湖北羊樓峒之茶葉】，見【國際貿易報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葉專號』。）並且，增大了壓力，使產品光潔整齊，從而節省了原料，改善了產品外觀。勞動工具乃為重要的生產力內容，改進工具即為提高生產水平的第一位的物質手段。制茶器械的革新，必然會帶動茶葉加工的發展。所以，當鐵質壓茶機在羊樓峒投入使用後，制茶業很快有了起色，局面有了明顯改觀。不過，這種改進是有限的，屬於『漸變』，未出現質的變化。崇、蒲地方或羊樓峒一帶的茶葉加工仍然屬於手工作業範疇。

　　山西商人或商業集團基本上控制了晚清湖北的茶葉生產，特別是武昌府所屬各縣的制茶業，使其茶葉加工活動按照自己的意圖進行。在製作散茶時期和壓制磚茶之初，茶農或園戶常常是依據晉商的技術要求及質量指標加工茶貨的，然後由晉商予以統一收購，有時還由晉商預支一部分錢，助民產茶，而後以產品折還。『大凡駐漢辦茶之（晉）商，每年派一總管帶同司事入山（羊樓峒一帶）造茶，若總管朴誠勤慎，監造精明……自當出色』（註：檔案：光緒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蕪湖關稅務司，【訪察茶葉情形文件】第29-31頁。）。在製作磚茶較早的芙蓉山（據說比羊樓峒還早，只是規模不及羊樓峒而已）也有相似的情況，如時人周順倜在詩中寫道：『茶鄉生計即山農，壓作方磚白紙封，別有紅箋書小字，西商監製自芙蓉』（註：道光【蒲圻縣誌】卷4，風俗。）。西商即指晉商。磚茶雖為茶農產品，但卻要貼上晉商的商標，並寫上監製的字樣。實際上，茶農是代晉商而生產，也往往預先領一筆錢為其加工茶葉。這是一種包買商性質，具有資本主義萌芽之意義。晉商利用自己與茶農之間的監製和包買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芙蓉山、羊樓峒一帶的茶葉生產，並支配或控制了茶戶的加工活動及再生產過程，以至將蒲、崇等處變為他們的經濟基地或私屬地盤。如此包買商經濟是中國 社會 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和一定水平的產物，它是商業資本從流通領域逐漸轉向生產領域的一個過渡時期，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孕育時期，是其胚胎生長的關鍵階段，至關重要。

　　到了光緒中期，晉商逐漸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葉加工工廠，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制茶作業。築廠房近20處，總計僱傭工人幾千名，受僱者畢為失去田產的當地茶農。 文獻 記載：『當 時尚 用土法製造，有磚茶廠十餘家，統由山西幫經營。』海外資料講：『山西茶商每年在（羊樓峒）常設臨時辦事處，開設工廠，該地數千農民及其家族從事製造磚茶……原料多為二茶或三茶。茶葉長約一寸，味強。一般稱為老茶。』（註：威廉・烏克斯（美）：【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第165頁。中國茶葉 研究 社1949年版。）這種由天昌永、天德玉等山西商號創辦的磚茶工廠，成了後來湖北加工工業的雛形，它是過去包買商形態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商業資本正式轉變為產業資本的標誌。該處的磚茶加工 企業 完全實行自由僱傭勞動制，獲取工人提供的剩餘價值，從而使自身成了早期民族資本家。鄂東南羊樓峒一帶的磚茶加工工廠，所體現的經濟結構是一種較為先進的新型產業形態。所不足的是，磚茶廠就其生產力水平而言，僅僅是個高級的手工業作坊，還沒有達到機器化的大生產，因此，它還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由晉商代表的湖北茶業經濟領域的民族資本主義先驅。

　　同時，令人矚目的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享用神州茶葉資源的不僅是國人，而且還有洋人。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沙俄侵略者以不平等條約【北京條約】所賦予的特權為護符，逐漸向中國進行經濟滲透。同治二年(1863)以後，俄人相繼在漢口、福州、九江等地開設了茶廠。同治四年(1865)，英國商人也在 台灣 開辦了烏龍茶廠，並於兩年後在福建廈門創辦工廠，對台灣毛茶進行精加工。他們依仗其殖民主義的威勢，蠻橫地與國人爭資源、爭勞力。對晉商產生極大威脅的漢口俄人茶廠，所採用的生產手段比較先進，先是採用蒸氣壓制磚茶，比晉商茶廠出的產品整齊、結實，損耗也少。但難以保持茶葉原有的香味，為了補救這一缺點，俄商從光緒四年(1878)以後，逐漸使用水力壓機加工磚茶。『在漢口及九江一帶之俄辦磚茶廠，製造磚茶之方法簡單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細花紋，放於水壓機中，不論紅茶或綠茶，經過平常製造過程後，再加蒸熱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為先放一層上等茶，然後放一厚層之粗劣茶葉、再加一薄層上等茶於面上。俟復以模型後，再用水壓機重壓之。旋去壓力，取出模型，即得磚茶。經三星期之乾燥，即告完成』（註：威廉・烏克斯（美）：【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第165頁。中國茶葉研究社1949年版。）。俄商的蒸氣機制茶或水壓機制茶效率較高，每台機器日產80簍，合1.2萬斤，比晉商的手壓機日產量多0.3萬斤，而且生產的廢品少，是晉商茶廠廢品的五分之一。他們以如此先進的加工設備和製作手段與中國民族資本對壘，表現出了較強的優勢。並且來得兇猛，僅僅幾年間，『漢口煙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機器制茶之屋也』（註：史念書：【清末民初我國各地茶業振興紀實】，見【農業考古】1991年第2期，『茶文化專號』。）。其生產加工的集中程度明顯高於晉商開辦之廠――經營規模較大，逐漸擠占了民族資本的地盤。

　　洋人來華開辦茶廠，雖然帶來了先進的機器設備及技術，但更多的是給我國造成了災難。俄人在鄂省建立機器制茶企業，是一種經濟侵略的重要手段，是一種資本輸出之方式，是長期以來商品輸出的發展結果，是殖民主義者由初級的經濟侵略階段轉向高級階段的體現。即他們由強行開闢中國市場、傾銷其商品發展到此時的深入中華內地，直接使用我國土地與資源，役使和剝削我國公民的地步。

　　在當時嚴酷的形勢下，湖北的晉商茶廠為了增加自己與洋人的競爭力，不得不以較為先進的設備來改善自己的制茶手段，提高其生產和加工效益之水平。光緒十九年(1893)前後，晉商便開始使用氣壓機和水壓機制磚茶，並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購進英國怡維生公司生產的烘乾機，焙制散茶，色味俱佳。（註：【農學報】1897年，卷8，茶事匯談。）他們在不斷改進自己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逐漸地轉化為新型的民族產業資本家，同時也使湖北產生了新一代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加工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