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和宋代江南的水利、农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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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东西的治水治田成绩
    两宋浙东治水治田的成绩是很显著的，《宋史・河渠志》有关“东南诸水下”已记其大要，有关地方志书则有详述，散见于近人著述中多有发微，因为篇幅关系难以俱引。现将有某些特色的工程简述如下，以为分析的例证。
    浙东水利向以蓄水防潮两利为目的。但是，自北宋政、宣以后，政府出于广启财源、地主出于兼并土地和南渡人户增口对耕地的需要等原因，江南围湖垦田之浪潮日益凶猛。如明州与越州“陂湖专溉农田，自庆历中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切责，漕臣严立法禁。宣和以来王仲嶷守越、楼异守明，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岁有水旱之患”[14]。这里所说的王、楼二人废湖为田事就是指政和中明州守臣楼异倡议废广德湖为田和宣和中越州守臣王仲嶷倡议废鉴湖为田，其结果使两湖的蓄水灌溉之利尽失，水旱之患随之而起。为了保护濒湖农田，南宋始重新浚治两湖。绍兴五年(1135)明州守臣李光奏请废罢广德湖的湖田，“尽复为湖”；乾道五年(1169)守臣张津又言东钱湖因豪民包占、种植菱荷使湖水障塞，原有四闸七堰，可灌田五十万亩的东钱湖水利因此尽失[15]。直至淳熙三年(1176)才重新加以疏浚。嘉定时东钱湖再次被豪民侵占[16]。至于鉴湖在南宋隆兴年间才开始还田为湖。绍兴元年(1163)，绍兴府守臣吴芾言：“今欲发四百九十万工，于农隙接续开凿。”二年吴芾又言：“修鉴湖全藉斗门堰闸蓄水，都泗堰闸尤为要害……”“其后芾为刑部侍郎，复奏：开鉴湖，溉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又修治斗门堰闸十三所。夏秋以来，时雨虽多，亦无泛溢之患，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其为利较然可见"[17]。至于浙东其他州府治水治田情况，权且从略。
    浙西的治水治田除上述之捍海石塘外，主要是西湖的整治以及临安等地陂塘的整治、修筑。西湖在五代钱氏统治时曾进行疏浚。五代末宋初又“水涸草生，渐成葑田”。庆历元年(1041)，郑戬知杭州，发县丁数万，开辟西湖葑泥，使之不再湮塞，“民赖其利”[18]。元v中，苏轼知杭州，又奏请治理西湖：“请降度牒减价出卖，募民开治(西湖)。禁自今不得请射、侵占种植及脔封为界。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顾(雇)人开葑、撩浅，县尉以管勾开湖司公事系衔。轼既开湖，因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林，希榜曰：苏公堤。”[19]在苏轼之后，李偃在政和五年(1115)知杭州时也“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叠”[20]，防止海潮冲毁捍海堤塘。
    临安的其他水利工程有记载者不下数百处，大都称为堰、塘。著名的堰有千秋堰，唐五代时筑并复置，后废弃不用。北宋宣和间修斗门(即千秋堰斗门与西函斗门)，接天目山来水，“溪水涨则下板以防水人，溪水退坝中水高则启板以泄之。旱则修千秋堰以遏溪流，令水自斗门人南渠河，以灌安乐乡之田”。另有澄水闸，是专为节制人西湖之水而置的。“始因钱(塘)湖门内诸山之水分流为三道，雨甚则泥滓侵蚀西湖，故于钱(塘)湖门之北城下置海子口，流出省马院后，为小渠引水直至澄水闸人湖”。此外，还有南闸分方家峪之水至长桥下人湖[21]。
    从上述例子看，浙西的临安，无论西湖或其他堰塘都曾经认真整治，在堰的修筑上，配置斗门控制水量，比较科学；而且西湖(钱塘湖)的防淤塞问题有新的措施，即于人湖水道置“海子口”，分流水道，让山水带来的泥滓沉淀，然后引流人湖。在湖外水道清淤比湖中清淤方便省工，值得肯定。
    3．湖南、江西的治水治田成绩
    洞庭湖区和潇湘流域是湖南的主要农业区，宋时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已有相当规模，这种发展也得益于治水治田的成就。先说长沙，据清人吕肃高修的《长沙府志》所记，长沙府各县陂、塘、堰、湖甚多，其中有些水利工程是唐宋以来就有的，代代疏浚整治。其次是潭州，“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其后堤坏，岁早民皆阻饥”。南宋高宗时守臣吕颐浩治潭，“始募民修复以广耕稼”[22]。岳州濒临洞庭湖，地势卑下，人居多重屋(宋代民居多子屋，罕有二层以上楼屋)，所耕之田自必筑堤。岳州的堤坝有白荆堤、偃虹堤等处，堤内即陂、塘。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云：“湖湘间，南风三日则陂塘积水耗减已尽，土人谓之南马杓。”
    江西的治水治田规模比湖南似乎大得多。《南昌县志》卷五《河渠志上》云：“南昌纵横百里，平衍卑下，水、土各居其半。旰、赣两河交会其间，经流贯于域中，纬流络其上下，宜稻谷，民勤耕稼。唐武阳郡公韦丹，始筑堤十二里以障江，凿陂六百所，溉田万顷，水利以兴。”[23]由此可知，南昌水利之兴始于唐韦丹刺洪州之时；南昌地区水利主要目的是筑堤防洪与凿塘防旱。南昌旧志所载堰塘尚有一百七十多所[24]，大体上反映了唐以后南昌县水利的规模。
    就整个江西而言，水利与农田建设有较大发展，有的学者称之为“飞跃”发展，如文士丹先生在《东吴一一南宋时期江西的农业科学技术》一文中写道：“宋代的江西，水利事业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各类水利工程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期。唐代的江西总共兴修大、中型水利二十处，宋代却兴修了三百二十处，是唐代的十六倍。仅仅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期，江南西路(约当今江西)就兴建了各种水利997处，灌溉面积达4675顷。南宋淳熙元年(1174)，江南西路共修陂塘沟洫2245所，可灌粮田44244顷(据《江西通志》)。宁宗时，江州(今九江)曾修陂塘数千个。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年间在丰城筑有石堤，南宋时又多次修治并增筑子堤，加长石堤。范成大说：丰城‘沿石堤甚宇，密如钱塘，不如是则颓啮不可保聚’。修筑石堤是水利工程技术较高的反映，能把石堤修得平坦宽阔，其密封度可与钱塘的堤岸相比，更能反映出修筑的水平。”[25]
    江西鄱阳湖圩田的开发始自南宋末元初，所以还未形成为浙东那样的围湖垦田问题，既无围垦，新的水利问题当然无从谈起。当时的鄱阳湖区还保持着优越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