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2)

  来源: 科技日报

2、  麦作在中国的发展


    尽管麦子进入中国以后遇到了许多障碍，但5000多年以来，麦子还是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


    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可能是中国最早种麦的地方。这里近邻中亚，据史书的记载，中亚的一些国家很早就有麦的种植。麦子可能最先就是由西亚通过中亚，进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麦作遗存都发现在西北地区。在新疆、甘肃、青海、云南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小麦遗存。其中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最早，距今约5000年。古文献中也有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种麦食麦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就有麦。


    商周时期，麦子已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甲骨文中有“来”字，《诗经》中也多次提到“麦”。春秋时期，麦已是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作物了，分不清大豆和小麦会被人笑话。据《左传》的记载，在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当时都有小麦生产。1955年，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发现碳化麦子，属于春秋时期的遗物。还有迹象表明，当时的麦子种植可能主要集中于城近郊区。


    麦子虽然自西而来，但汉代以前麦的主产区却是在东方，即黄河下游地区。自战国开始，主产区开始由黄河下游向中游扩展，汉代又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展。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在关中地区广泛种植冬小麦。西汉时期两个著名的农学家赵过和锸ぶ都曾在关中地区教人种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出土了麦粒。


    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产量提高了，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上升了，并成为重要的战备物资，这在汉末和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突显出来。麦子成为战争的导向。麦子没有收成之前，不出兵；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军资未充，故须后麦”为由，拒绝带兵亲征，增援朱浮，结果城中朱浮守军弹尽粮尽，人相食。曹操将盛产麦子的兖州定为战略大后方。而把敌方的小麦产地成为进攻目标。曹操在攻打张鲁时，就向百姓征调麦子作为军粮，而在攻打袁尚时，曾“追至邺，收其麦”。


    晋代麦子的种植面积扩大。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又有所提高，麦子的收成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有几年，曾出现“无麦禾，天下大饥”的记载。史书有关麦灾的记载也显着增加。受害的地区包括黄淮流域的许多郡县，反映当时麦子的栽培区域的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麦作的也是在此时兴起的。汉以前江南没有小麦种植，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经用饼来招待蜀国的使者费t。这是目前所知江南有面食最早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麦作在江南的兴起。有学者认为，邺宫中所食面食麦子可能来自淮南。江南麦作的开始时间定在吴末西晋时期。永嘉南渡之后，更促进了麦作在江南的发展。


    唐代麦子的种植区域扩大，许多州郡都有种麦的记载，甚至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麦的种植，如 广西、云南，在云南还出现了稻麦两熟的最早记载。麦子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征收对象。这在两税法中得到体现。唐人在提到粮食作物时往往以“粟、麦”次序排列。说明麦的地位已仅次于粟。


    但这主要是指北方的情况，就南方地区而言，虽然自六朝以后，麦作得以发展，但真正达到高潮是在南宋。南宋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他们把原有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了南方，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以及佃户种麦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因而促进麦子在南方的种植达到了高潮。当时人用“极目不减淮北”来形容。可见其盛况空前。


明代末年中国北方人一半的口粮来自麦子。麦子在中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确立。


    在麦作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麦食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南方人们一直认为麦是有毒的，不宜多食，否则生病。但随着麦作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有毒论为有益论所代替，唐宋以后的许多本草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观念的改变是麦作发展的结果，也有利于麦作的进一步发展。


    3、麦作的本土化历程也是本土原有物种的淘汰过程


    所谓“淘汰”，并不是说，原有的粮食作物已经退出了生产，也不是说它们的总产量减少，而只是说它们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的下降，甚至是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中国是农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农业发明之初，当时种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称。以后又出现了“九谷”、“八谷”、“六谷”、“五谷”、“四谷”的说法，其中，“五谷”最为流行。(作者：曾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