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蜀地水利史跡探論（1）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內容摘要】從大禹治水到李冰興建都江堰，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不僅展示了上古蜀地水利的史跡脈絡和獨特成就，而且折射出凝聚其間的『道法自然』的深邃文化理念，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


    【關 鍵 詞】大禹；李冰；古蜀；水利史；道法自然


    【作者簡介】彭邦本，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先秦時期，從據傳興於西羌的大禹，中經蠶叢、柏灌、魚鳧、杜宇和開明等傳說中的蜀地諸朝，到秦舉巴蜀後的蜀守李冰，長江上游的古蜀以其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和諸多創舉，對歷史悠久、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有過若干重要貢獻。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古蜀先民不僅在避水患、興水利的漫長曆程中創建了極大地造福桑梓和國家民族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四川盆地以『天府之國』聞名古今，而且積累了精湛獨到的經驗技藝，逐漸孕育、形成、發展了綜合治水的方略思路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如果說千秋長青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文明傑出的有形遺產之一，那麼，滲透其間的上述深邃理念則是人類永恆的智慧結晶。限於資料，過去學界對於蜀地上古水利成就的探討，主要集中於都江堰本身【1】。近年來四川地區考古的一系列重要發現，使我們得以結合傳世文獻記載和出土資料，對上古蜀地水利史跡的脈絡及其反映的成就和文化意義，嘗試作一初步的梳理探討。


    一


    四川盆地舊石器時代以來就有人類生息繁衍。從距今約20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巫山人，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資陽人、筠年人和銅梁縣張二塘、資陽縣鯉魚橋、漢源縣富林、攀枝花市龍灣等遺址【2】，可知當時人類棲息生活的地點，一般位於盆周或盆地內山地丘陵近水的小山或山坡上。這種情況直到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仍未根本改變，由岷江、沱江水系沖積而成的川西平原，位於盆地底部，當時還是沼澤河流密布，積水嚴重而不宜人類居息。而在離開平原的盆周西、北山地，卻發現了距今5000年以上的若干史前遺址【3】。巨大的變遷發生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4500至3700年的寶墩文化諸史前聚落湧現於川西平原，表明盆地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先民的水利活動已使這片河流沼澤密布、昔日杳無人跡之地逐漸變得宜人宜居。這一時期，也正是考古學和古氣象學揭示的東亞大陸氣候溫濕多雨[1]、傳說中洪災多發、鯀禹治水的虞夏之際。


    先秦以來的傳世文獻中，大禹治水的傳說史不絕書。【尚書・堯典】稱其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帝堯接受四岳建議，派鯀治理洪水，鯀以消極的堙塞壅堵治之而失敗。此說應是面對這場空前巨大的水患，傳統治水模式無法奏效的反映。【堯典】復載帝舜即位後，改命禹治之。禹汲取教訓，採取了新的治水方略，故【尚書・禹貢】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最近新發現的西周中期青銅器【公S】【4】，銘文開首即云：『天令禹敷土，隨山浚川。』說明【禹貢】關於大禹治水的文字記載及其傳說，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前就已長期流播、記錄成文而廣為人知了【5】。


    在我國古史傳說中，鯀作為領導治水失敗的典型，與取得輝煌成功的禹形成鮮明對照。然而綜合傳世和出土資料考察，鯀時既留下失敗的教訓，也不乏實踐的經驗乃至建樹可供後繼者鑒取。【國語・周語】稱共工和鯀相繼『壅防百川，墮高湮庳以害天下』，【世本・作篇】則云『鯀作城』，『鯀作郭』[2]。後者的城郭實即前者的堤防，傳說的兩面反映的是二而一的史實[3]。近年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東亞大陸上的古城群，其夯土城垣實際就是與防禦水患密切相關的封閉性堤圍。當然，倘進而論之，城垣還有軍事防禦的功能，而堤防的種類也有多種。但在社會組織限於規模和水利技術發展水平，尚無力修築大規模的沿江堤防的史前時代，往往只能圍繞聚落建成封閉的堤圍亦即夯土城垣以『壅防』水患。在鯀禹所屬的龍山時期，黃河與長江流域廣大平原地區不僅已經聚落廣布，而且其中比較重要或規模較大者，多已從早期的聚落圍壕發展出城垣和壕溝複合體系。此種情形，不僅由這些沖積平原上的聚落近水瀕水的位置和地勢所決定，且亦為當時東亞大陸正值溫濕氣候、水患多發的背景使然。在川西平原上，與之大體同期的寶墩文化古城群的湧現，顯然也與上述背景緊密相關。此種主要由城垣和壕溝構成的集防洪和軍事功能於一體的複合體系模式，在通常年份是基本能夠抵禦夏秋水患的，但在多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面前卻往往難逃滅頂之災。


    寶墩文化古城群與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古城，在城垣建造方面為同一技術系統，即其城牆採用地面堆築（而非黃河流域的開槽版築）而成，一般在防禦水患的功能上顯然是有效的。此期川西地域的古城群不僅在城址的規模和密集程度上展示了不低於域外的發展水平，而且在因地制宜避水患求水利方面亦具特色。這些古城均順着古河道流向的水脈和地脈興建，巧妙地因應了水資源等自然條件。如年代最早、面積最大（達60餘萬平方米）的寶墩古城垣方向45度，與附近的鐵溪河流向一致，而其南垣西段外至今尚存的寬約10米的低洼帶應為城壕一類人工水道[4，5]。這樣的城址布局和走向，顯然有利於避開和減輕水患。又如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與紫竹等三處古城址都有內外雙重城垣[6，7]，雙垣之間則為兼具防禦和給排水功能的壕溝，此種多重複合體系，應具有更強的防洪功能。溫江魚鳧城尤具特色，根據1999年新發現的東城垣，證明其城垣形狀呈規則的六邊形，城址面積達40萬平方米。該城沒有採用通常的矩形城垣，而是因應水流地勢而規劃營建，可謂頗具匠心。從建築技術上看，其城牆發現卵石層與土層相間堆築結構，顯然有加固牆垣的作用。城址內北部有一大致呈東西向的低洼地帶，應為古河道。而城址東部的河道，印證了東垣絕大部分毀於洪水的推斷[8]。蜀地略當傳說中鯀禹時期的上述考古資料反映，古城或曰以封閉的堤圍保護的聚落，其單個孤立的『壅防』、『湮塞』，在洪水面前確有明顯的被動和局限性。綜合文獻傳說和出土資料可知，大禹時代的先民既合理繼承了前輩築城或曰堤圍作為一般情況下興利避害基本模式的傳統經驗，又於大災之際汲取慘痛教訓後，一改此前孤立地看待處置洪水的片面性失誤，轉以較為宏闊的思路對區域性的水土實施較為綜合的治理，並且在繼續保護鞏固城邑的基礎上改以疏導為消除水患的主要新措施。根據【尚書】以來的文獻傳說記載，這種比較全面整體的標本兼治，歷盡艱辛後終於大見成效。


    在【尚書・虞夏書】中，當時『天下』洪水波及的範圍甚廣，所以【禹貢】反映的大禹治水廣及江淮河濟。其間確應有古史傳說在流傳過程中將不同時間和地區的水患及其治理之史實素材加以『層累』地整合的可能，需要對其傳說記載考訂辨析。而與本文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大禹治水是從何處開始的呢？若按【禹貢】所云是起自冀州。但從東周秦漢以來大量文獻反映的禹族源流考察，其治水活動可追溯到其早期居息於岷江流域禹羌故地之時。禹族早期生息於東亞大陸西部高原尤其今四川省岷江上游地區，屢見於文獻所載先秦以來的傳說和漢晉史籍，如春秋晚期的孔門弟子子夏就對魯哀公說過『禹學乎西王國』[9]，與【荀子・大略】『禹學於西王國』之說同。【史記・六國年表序・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當為【孟子】佚文，不見於今本【孟子】。此外，【史記・六國年表序】亦云：『禹興於西羌。』【新語・術事】、【鹽鐵論・國病】、焦氏【易林】卷十六、【蜀王本紀】、【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三國志・秦宓傳】及其裴注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和譙周【蜀本紀】等，皆有類似記載，並往往明確指出禹生於石紐。地在西漢時汶山郡廣柔縣境，大體包括今四川北川、汶川、茂縣境及都江堰市和什邡縣境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峽考古隊在雲陽縣舊縣坪發掘出東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碑文明確記載景云為大禹後裔，並雲其『先人伯W，匪志慷慨，術（述）禹石紐、汶川之會』【6】。這一珍貴的新出土文獻無疑是上引傳世文獻之說的重要佐證，可知『禹興於西羌』作為東周以降廣泛流傳之說，應有相當的史實依據，因而屢為學界前輩尤其巴蜀學者所認同【7】。而史前晚期源於遠古羌族的大禹族群，必有一西興東漸、輾轉進入黃河中下游之歷程[10，11]。【禹貢】所記當是其遷徙中原以後之事，其疏導河川的卓越舉措和整體方略，則應與其昔日始於蜀地的最初水利實踐經驗密不可分。而在史傳大禹受命領導的這次空前宏大的治水工程中，也包括【禹貢】所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等在蜀地開展的系列水利實踐活動，應該就是禹族當初在岷江流域水利活動的史影。寶墩文化古城群順水而興存發展，又遭受過水患嚴重破壞毀損的情形，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濕、洪水頻繁的史實背景，又間接揭示了新的治水方略出現的必然性，也反映興於西羌的大禹治水於蜀中的傳說確實蘊涵有古老的史實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