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方教育 在中國，在當代，以漢語詞彙研究為事業、為責任的學人，大都不會忘記，自上古以來，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研究中，在漢語的研究中，詞彙研究如何一直居於領先地位而發揮出了重要的先導作用、表現出了深厚的人文關懷；不能對於當代漢語詞彙研究的狀況無動於衷。早在1990年，語言學家劉叔新先生就已明確指出：『從本世紀初葉起，在德・索緒爾的語言學說的影響下，語言學共時的、結構形式的研究成為潮流；語言學中的幾個結構主義學派都摒棄意義，將索緒爾所提出的成為語言符號一個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號，認為概念、意義屬於實體範疇，而實體不是語言結構系統本身的東西。於是體現着「實體」的詞彙，被置於研究觀察的視野之外。……心理主義的轉換生成語法學派，雖然逐步強調意義分析對於句子生成規則的重要性，甚至將「詞彙」的分析作為一種基本規則列入生成語法規則系統之中，但是實際上只是臨時零碎地對個別詞作義素分析，以便在詞語搭配上為句子語法規則提供語義選擇的必要補充，並沒有對整個詞彙作全面的、系統的分析。』[1]2近來，語言學家胡明揚先生強調：『現代漢語研究的重點一直是語法，而詞彙研究長期以來很少過問，一直是個薄弱點。似乎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才有個別漢語詞彙的著作問世，不過大都是參照蘇聯或西方國家的詞彙學或詞義學著作的理論和體系，加上漢語的一些例子寫成的。……但遺憾的是，國外的理論往往離漢語的實際太遠，解決不了漢語的不少實際問題。』(註：參看胡明揚為【詞彙學詞典學研究】所作的序言，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兩位先生的論斷，誠摯尖銳，對於漢語詞彙研究是一種有力的激勵。
當然，另一方面，最近20年來，中國許多漢語詞彙研究者解放思想，擴大視野，引進推出，又有了豐富的收穫。詞彙研究朝着細緻化的方向不斷前進，專書研究、統計分析、語感測量等等新的方法不斷運用，新的視角不斷開拓，新的選題不斷出現，新的學者不斷顯露頭角。可是，漢語詞彙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彙理論，似乎仍然沒有突破性的發展。
那麼，面對長期以來結構主義等等學派在發揮巨大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來深刻消極影響的狀況，面對漢語詞彙研究在古代曾經居於領先地位而在當代卻已相對落後的局面，我們應該如何從根本之處着力，推進漢語詞彙研究及其理論建設使之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呢?當然，這裡所謂的『突破性發展』，並非說要在兩三年內就『一鳴驚人』、『躍上一個新台階』，而是說更新觀念、擴大視野，從詞彙是人所創造運用的、為人而創造運用的、人之所以與生存空間互動的、人之所以成為人的語音符號這一最為普通、最為根本的事實出發，突破結構主義框架，走出結構主義定勢，實現漢語詞彙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彙理論在現有基礎上的新發展。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重大課題，需要群策群力地共同努力。隅見以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最好是能回到根本處，開啟多維視角而凸現人與生存空間互動這一主要視角，確立多層目標而突出認識人的本性與存在這一最高目標，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認知―解釋―文化―哲學』這一基本思路，進行新的嘗試性的漢語詞彙研究。
一、開啟多維視角中的主要視角
觀察和研究漢語詞彙，首先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彙在漢語系統中的存在和在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互動中的存在，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彙對人而言的存在和對物而言的存在，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彙的整體性、系統性存在和部分性個體性存在，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彙在貯存狀態中的存在和在創造、運用狀態中的存在，從而開啟多維的觀察研究視角。例如，着眼於詞彙系統的內部規則或着眼於詞彙系統的外部關聯，解剖詞彙詞義的微觀結構或者把握詞彙詞義的宏觀發展，對詞彙系統存在的事實進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寫或者對詞彙系統發揮的效應進行合理可信的綜合釋解，對特定專書與詞典中的詞彙詞義進行靜態的歸納或者對特定語境與文化中的詞彙詞義進行動態的考察，開展符號學、名稱學的詞彙研究或者開展社會學、文化學的詞彙研究，編寫特定時代與社會的『文化詞典』或者編寫特定個人與群體的『心理詞典』，進行詞彙的分類統計或者進行詞彙的信息處理，等等。每一種研究視角必有自己的敞亮性和遮蔽性，必有相應的獨特性與關聯性，每一種研究視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我們認為，在這多維視角之中，有一種更為根本、更為主要、更為關鍵的視角應該重新開啟並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歷程，關注民族人的造詞、用詞、釋詞活動，體察漢語詞彙作為中介符號、象徵符號形成發展的機制與規律。
如所周知，人類起源於動物，並且又和各種動物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之上，都各有自己獨特的生理機能、生存需要、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相應地又都各有自己獨特的生存空間，都必然要受自己生存空間中的相關事物的作用和影響，都能對於自己生存空間中的相關事物進行感受和反應。在各自的生存空間裡，真正的現實就是由自己與其生存空間相互作用而構成的。然而，正如符號哲學大師卡西爾論證的：在使自己適應環境方面，人仿佛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動物的種屬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統和效應器系統以外，在人那裡還可以發現可稱之為符號系統的第三環節，它存在於這兩個系統之間。這個新的獲得物改變了整個的人類生活。與動物相比，人不僅生活在更為寬廣的實在之中，而且可以說，他還生活在新的實在之維中以『應對』外界刺激。『以致除非憑藉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2]33符號與一般動物也能掌握的信號、手勢、宣洩情緒的喊叫根本不同，它具有由使用者共同約定的約定性、表現形式與所代事物無必然關聯的任意性，具有在空間上與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時間上超脫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因而能夠超越此地此時的具體情境以指稱任何『在場』或『不在場』的事物，能夠表達特定對象的相關信息，能夠幫助人綜合經驗、增生經驗、使經驗得以表達和傳承，進而促使人類創造和運用一種與所有動物完全不同的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方式。
人類所創造、所運用的符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語詞符號無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靈便、最有普遍適用性的符號系統。這是因為：語詞是一種聽覺符號系統，它以語音為物質形式，以事物為指稱對象，以意義為表達內容，具有層級性、系統性，以靈活組合，無須依附它物；語詞是一種表達符號系統，它劃分事物使之從背景中突顯出來而成為表達對象，它概括特徵使之從事物中突顯出來而轉化為意義，它表達意義使之得到交流傳播而不斷增值。正是依靠語詞，人類才能逐漸改造原有的交際方式，建立以語詞符號為工具的語言級別的交際方式，組成以語詞符號為紐帶的人類級別的社會組織；正是依靠語詞，人類才能逐漸改造原有的思維方式，形成以語詞符號為工具的語言級別的思維方式，創造人類級別的思維成果；正是憑藉語詞，人類才能逐漸培養起一種分離各種關係並在抽象意義上思考那些關係的能力，此即只有人類才得以具備的關係思維；正是憑藉語詞，人類才能逐漸培養起一種從混沌茫茫的整個感性現象之流中別擇出某些固定的成分進行專門研究的能力，此即只有人類才得以具備的語詞符號反思。正是在語詞符號的作用下，人類逐漸改變了自身，發展了自身，得以在與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中，創造和發展自己特有的語詞符號化行為。為互動過程中的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的相互滲透與轉化提供了可能性，為人與其生存空間互動以創造文化開拓了廣闊的可能性。(註：參見高宣揚【布爾迪厄的象徵性實踐和權力運力】，載【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89頁。)就人而言，他是只能憑藉這種語詞符號化行為認識、揭示和改造原有的生存空間以創建新的生存空間，他是運用也只能運用語詞符號為前導並通過語詞符號從事創造活動；就生存空間及其事事物物而言，它們是通過也只能通過這種語詞符號化行為進入人的視閾並向人表現自己的存在。這正是語詞符號化行為，也正是語詞符號的根本屬性、主要功能和本體論意義之所在。儘管就『此地此時』的個別而言，人的生存空間是各自的、特定的，人的語詞符號化行為也有無數的形態與表現，但是就特定民族、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的總體而言，人的語詞符號化行為卻是一個連貫的有機的系統，其主要貫穿着『認知事物―解釋世界―創造文化―發展自我』的相同環節與線索。
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語詞符號，是人為了更好地開展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而創造的，是作為人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中介符號而存在的，是在人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中造就其根本屬性、發揮其主要功用、形成其發展規律的，是人認知事物、解釋世界、創造文化、重塑自我的不可或缺的憑藉。如果沒有人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就沒有語詞符號的形成、存在和發展，更無所謂語詞符號的根本屬性、主要功能和發展規律。正因為如此，立足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關注民族人的造詞、用詞、釋詞活動，以考察漢語詞彙形成發展的動力、方式、結構、效應以及詞彙的根本屬性，才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這樣，我們就能開拓主要視角，更新詞彙觀念，正本清源，把握關鍵，從以前未能着眼之處着眼，在以前未能提出問題之處提出問題，發現並強調以前不曾發現並強調的機制與規律、特性與功能。
譬如，【爾雅・釋畜】記云：『回毛在膺，宜乘；在時後，減陽；在干，蚍劍輝詒常闕廣』。顯然，『宜乘』、『減陽』、『蚍健薄『闕廣』四詞的產生，是中華先民以回(旋)毛的位置為標準對馬進行分類和命名的結果。可是，這四個名詞何以能在戰國時代產生、卻在兩千年後消亡呢?晉代著名學者郭璞在【爾雅注】中為我們的探究提供了線索：『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由此可以想見，在上古時代中華先民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中，馬有重要的價值，是人的朋友，人們關注馬、愛護馬、尋找千里馬，並由此發現了其旋毛位置的重要性，因而如此分類和命名，這四個名詞也就有了自己形成的動力與方式。而在後來中華民族人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中，馬不再具有往昔的價值與地位，人們不再重視其旋毛的位置，因而沒有必要如此分類和呼名，這四個名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在這裡，隱含着漢語詞彙形成或消亡的一條重要規律，只有以民族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角度才能發現它、揭示它。
又如，面對古代漢語的常用名詞『時』，我們現在可以追問：上古時期，中華先民既已在原初的時間經驗和時間意識的基礎上創造了『日、月、年』諸詞，可以標度時間之流，他們何以還要另造名詞『時』以及『春、夏、秋、冬』諸詞，來標度已被『日、月、年』諸詞清晰標度過的時間之流呢?一當深入到中華先民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以及由此形成的農耕生活文化中去就能發現，中華先民要協調農耕生存方式與自然生存環境的關係而使之得到合理的安排和順利的發展，自然特別關注一年之中季節的存在和變化，因而劃分季節，分別命名，並將季節總名為『時』，以便概括和交流關於季節的經驗，將其引入民族文化系統。對此，【漢書・律曆志】早有深刻的解釋：『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因以天時。……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由此，我們就可以對其本義有着更為準確、更為深厚的理解，更好地分析其詞義結構，發掘其文化意蘊；就可以對其引申規律有着更為清晰、更為深刻的認識，更好地把握其引申言向，探求其引申效應。
二、確立多層目標中的最高目標
從當下的多方實際出發，確立適當的研究目標，不僅可以激勵研究的志向，衡量研究的成果，而且能夠明確研究的方向、啟示研究的思路，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漢語詞彙的研究當然也不例外。但是，由於漢語詞彙既在漢語系統中存在又在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中存在，既是對物而言的存在又是對人而言的存在，既是個體性、部分性的存在又是整體性、系統性的存在，既在貯存狀態中存在，又在創造、運用狀態中存在，既是『存在的家園』又是人居住的『家園』，所以，漢語詞彙研究的目標應該是複合性的、層次性的、人文性的。具體說來，漢語詞彙研究的目標可以在於：由個體的而群體的而整體的，由個人的而人群的而社會的，由專書的而斷代的而全史的，由詞形的而詞義的而詞形、詞義相結合的，由比擬命名的而分化孳乳的而複合衍生的。是探求本義的、追蹤引申的，更是詞義發生發展全過程的。是詞彙系統內部規則的、詞彙系統外部關聯的，更是二者之間互動關係的。是詞彙對於現實事物之指稱與表達的、詞彙對於生存空間之切分與建構的，更是二者之共變關係的，是對詞彙詞義發生發展軌跡之描寫的、對詞彙詞義發生發展機制之揭示的，更是二者之相互發明的，等等。每一種研究目標，都有其學術價值與學術局限，都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相互的關聯性，各種研究目標可以相互補充、相互發明並且有序地組合成一種更大更高的目標。但是我們認為，在這多層研究目標之中，應該有一種更為高遠、更有意義也更為關鍵的目標。卡西爾的經典著作【人論】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因為『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第一條件』。我們可以將這句名言稍作引申：認識自我應是一切人文科學探究的最高目標，因為一切人文科學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人的自我、發展人的自我。如果失去了這一最高目標，一切人文科學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據與價值。那麼，語言學、詞彙學乃至漢語詞彙學探究的最高目標，是否也應該也可以是『認識人自我』呢?在我看來，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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