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方教育 在中国，在当代，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事业、为责任的学人，大都不会忘记，自上古以来，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中，在汉语的研究中，词汇研究如何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发挥出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表现出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不能对于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状况无动于衷。早在1990年，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就已明确指出：“从本世纪初叶起，在德・索绪尔的语言学说的影响下，语言学共时的、结构形式的研究成为潮流；语言学中的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都摒弃意义，将索绪尔所提出的成为语言符号一个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号，认为概念、意义属于实体范畴，而实体不是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东西。于是体现着‘实体’的词汇，被置于研究观察的视野之外。……心理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逐步强调意义分析对于句子生成规则的重要性，甚至将‘词汇’的分析作为一种基本规则列入生成语法规则系统之中，但是实际上只是临时零碎地对个别词作义素分析，以便在词语搭配上为句子语法规则提供语义选择的必要补充，并没有对整个词汇作全面的、系统的分析。”[1]2近来，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强调：“现代汉语研究的重点一直是语法，而词汇研究长期以来很少过问，一直是个薄弱点。似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有个别汉语词汇的著作问世，不过大都是参照苏联或西方国家的词汇学或词义学著作的理论和体系，加上汉语的一些例子写成的。……但遗憾的是，国外的理论往往离汉语的实际太远，解决不了汉语的不少实际问题。”(注：参看胡明扬为《词汇学词典学研究》所作的序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两位先生的论断，诚挚尖锐，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一种有力的激励。
当然，另一方面，最近20年来，中国许多汉语词汇研究者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引进推出，又有了丰富的收获。词汇研究朝着细致化的方向不断前进，专书研究、统计分析、语感测量等等新的方法不断运用，新的视角不断开拓，新的选题不断出现，新的学者不断显露头角。可是，汉语词汇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理论，似乎仍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那么，面对长期以来结构主义等等学派在发挥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深刻消极影响的状况，面对汉语词汇研究在古代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而在当代却已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应该如何从根本之处着力，推进汉语词汇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使之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呢?当然，这里所谓的“突破性发展”，并非说要在两三年内就“一鸣惊人”、“跃上一个新台阶”，而是说更新观念、扩大视野，从词汇是人所创造运用的、为人而创造运用的、人之所以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语音符号这一最为普通、最为根本的事实出发，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定势，实现汉语词汇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理论在现有基础上的新发展。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重大课题，需要群策群力地共同努力。隅见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回到根本处，开启多维视角而凸现人与生存空间互动这一主要视角，确立多层目标而突出认识人的本性与存在这一最高目标，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认知―解释―文化―哲学”这一基本思路，进行新的尝试性的汉语词汇研究。
一、开启多维视角中的主要视角
观察和研究汉语词汇，首先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汉语系统中的存在和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中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对人而言的存在和对物而言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的整体性、系统性存在和部分性个体性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贮存状态中的存在和在创造、运用状态中的存在，从而开启多维的观察研究视角。例如，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则或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外部关联，解剖词汇词义的微观结构或者把握词汇词义的宏观发展，对词汇系统存在的事实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写或者对词汇系统发挥的效应进行合理可信的综合释解，对特定专书与词典中的词汇词义进行静态的归纳或者对特定语境与文化中的词汇词义进行动态的考察，开展符号学、名称学的词汇研究或者开展社会学、文化学的词汇研究，编写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文化词典”或者编写特定个人与群体的“心理词典”，进行词汇的分类统计或者进行词汇的信息处理，等等。每一种研究视角必有自己的敞亮性和遮蔽性，必有相应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每一种研究视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维视角之中，有一种更为根本、更为主要、更为关键的视角应该重新开启并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体察汉语词汇作为中介符号、象征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
如所周知，人类起源于动物，并且又和各种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理机能、生存需要、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相应地又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都必然要受自己生存空间中的相关事物的作用和影响，都能对于自己生存空间中的相关事物进行感受和反应。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真正的现实就是由自己与其生存空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然而，正如符号哲学大师卡西尔论证的：在使自己适应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的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以“应对”外界刺激。“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33符号与一般动物也能掌握的信号、手势、宣泄情绪的喊叫根本不同，它具有由使用者共同约定的约定性、表现形式与所代事物无必然关联的任意性，具有在空间上与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时间上超脱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因而能够超越此地此时的具体情境以指称任何“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能够表达特定对象的相关信息，能够帮助人综合经验、增生经验、使经验得以表达和传承，进而促使人类创造和运用一种与所有动物完全不同的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
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符号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语词符号无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灵便、最有普遍适用性的符号系统。这是因为：语词是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以语音为物质形式，以事物为指称对象，以意义为表达内容，具有层级性、系统性，以灵活组合，无须依附它物；语词是一种表达符号系统，它划分事物使之从背景中突显出来而成为表达对象，它概括特征使之从事物中突显出来而转化为意义，它表达意义使之得到交流传播而不断增值。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交际方式，建立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交际方式，组成以语词符号为纽带的人类级别的社会组织；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思维方式，创造人类级别的思维成果；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并在抽象意义上思考那些关系的能力，此即只有人类才得以具备的关系思维；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从混沌茫茫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别择出某些固定的成分进行专门研究的能力，此即只有人类才得以具备的语词符号反思。正是在语词符号的作用下，人类逐渐改变了自身，发展了自身，得以在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创造和发展自己特有的语词符号化行为。为互动过程中的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相互渗透与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以创造文化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注：参见高宣扬《布尔迪厄的象征性实践和权力运力》，载《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9页。)就人而言，他是只能凭借这种语词符号化行为认识、揭示和改造原有的生存空间以创建新的生存空间，他是运用也只能运用语词符号为前导并通过语词符号从事创造活动；就生存空间及其事事物物而言，它们是通过也只能通过这种语词符号化行为进入人的视阈并向人表现自己的存在。这正是语词符号化行为，也正是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本体论意义之所在。尽管就“此地此时”的个别而言，人的生存空间是各自的、特定的，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也有无数的形态与表现，但是就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总体而言，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却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的系统，其主要贯穿着“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我”的相同环节与线索。
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语词符号，是人为了更好地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而创造的，是作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符号而存在的，是在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造就其根本属性、发挥其主要功用、形成其发展规律的，是人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重塑自我的不可或缺的凭借。如果没有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就没有语词符号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更无所谓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以考察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动力、方式、结构、效应以及词汇的根本属性，才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开拓主要视角，更新词汇观念，正本清源，把握关键，从以前未能着眼之处着眼，在以前未能提出问题之处提出问题，发现并强调以前不曾发现并强调的机制与规律、特性与功能。
譬如，《尔雅・释畜》记云：“回毛在膺，宜乘；在时后，减阳；在干，蚍剑辉诒常阙广”。显然，“宜乘”、“减阳”、“蚍健薄“阙广”四词的产生，是中华先民以回(旋)毛的位置为标准对马进行分类和命名的结果。可是，这四个名词何以能在战国时代产生、却在两千年后消亡呢?晋代著名学者郭璞在《尔雅注》中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线索：“伯乐相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马”。由此可以想见，在上古时代中华先民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马有重要的价值，是人的朋友，人们关注马、爱护马、寻找千里马，并由此发现了其旋毛位置的重要性，因而如此分类和命名，这四个名词也就有了自己形成的动力与方式。而在后来中华民族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马不再具有往昔的价值与地位，人们不再重视其旋毛的位置，因而没有必要如此分类和呼名，这四个名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在这里，隐含着汉语词汇形成或消亡的一条重要规律，只有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角度才能发现它、揭示它。
又如，面对古代汉语的常用名词“时”，我们现在可以追问：上古时期，中华先民既已在原初的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月、年”诸词，可以标度时间之流，他们何以还要另造名词“时”以及“春、夏、秋、冬”诸词，来标度已被“日、月、年”诸词清晰标度过的时间之流呢?一当深入到中华先民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农耕生活文化中去就能发现，中华先民要协调农耕生存方式与自然生存环境的关系而使之得到合理的安排和顺利的发展，自然特别关注一年之中季节的存在和变化，因而划分季节，分别命名，并将季节总名为“时”，以便概括和交流关于季节的经验，将其引入民族文化系统。对此，《汉书・律历志》早有深刻的解释：“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因以天时。……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由此，我们就可以对其本义有着更为准确、更为深厚的理解，更好地分析其词义结构，发掘其文化意蕴；就可以对其引申规律有着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认识，更好地把握其引申言向，探求其引申效应。
二、确立多层目标中的最高目标
从当下的多方实际出发，确立适当的研究目标，不仅可以激励研究的志向，衡量研究的成果，而且能够明确研究的方向、启示研究的思路，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语词汇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汉语词汇既在汉语系统中存在又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中存在，既是对物而言的存在又是对人而言的存在，既是个体性、部分性的存在又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既在贮存状态中存在，又在创造、运用状态中存在，既是“存在的家园”又是人居住的“家园”，所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复合性的、层次性的、人文性的。具体说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可以在于：由个体的而群体的而整体的，由个人的而人群的而社会的，由专书的而断代的而全史的，由词形的而词义的而词形、词义相结合的，由比拟命名的而分化孳乳的而复合衍生的。是探求本义的、追踪引申的，更是词义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是词汇系统内部规则的、词汇系统外部关联的，更是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是词汇对于现实事物之指称与表达的、词汇对于生存空间之切分与建构的，更是二者之共变关系的，是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轨迹之描写的、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机制之揭示的，更是二者之相互发明的，等等。每一种研究目标，都有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局限，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相互的关联性，各种研究目标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并且有序地组合成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层研究目标之中，应该有一种更为高远、更有意义也更为关键的目标。卡西尔的经典著作《人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因为“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我们可以将这句名言稍作引申：认识自我应是一切人文科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因为一切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人的自我。如果失去了这一最高目标，一切人文科学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据与价值。那么，语言学、词汇学乃至汉语词汇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是否也应该也可以是“认识人自我”呢?在我看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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