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爲何從不給蔣介石面子？

  來源: 【蔣介石與民國名人】

胡適爲何從不給蔣介石面子？
作者　王道
今日蔣介石去世37周年,紀念一下這個想家的老人.說起這個老爺子,不由得想起了胡適，這兩人的關係算是民國一大經典，極其複雜，但又極其簡單，值得玩味。聽我慢慢道來……
　
　　　唱【朋友】的大胖子臧天蒴肯定沒有帥哥胡適的朋友多。『我的朋友胡適之』曾經是許多人的口頭禪，據說這是因爲胡適的人緣好、具有人格魅力。粉絲那是相當地多，蔣介石是不是一個呢？
　　　智效民先生曾推出一本【胡適和他的朋友們】，頗爲暢銷。裡面也提及了胡適與蔣介石的『友誼』。
　　　歷史往往都與我們現在想的不一樣，或者說很多人喜歡猜歷史和蒙歷史。跟買彩票似的。從實際的史料看，胡適與蔣介石的交往並不算複雜，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朋友關係。朋友即可互訴衷腸、互相批評，也可以互相利用。當然要看這種利用的目的何在。
季羨林先生在【爲胡適說幾句話】一文中說，『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於這一點似乎並不清醒。』
所以季先生說胡適還是『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



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看到歷史的另外一面。胡適並非憨傻痴呆之輩，論學問、論見識、論遠見，恐怕當時並沒有幾人能夠逾越。
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麼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啓超和康有爲，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與實踐受到了胡適很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胡適十分尊敬（【幾度飄零】作者：古遠清）。
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8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生的由來。據說兩人還有一次唯一的會面，時間是在1920年1月15日，在當天的日記里，胡適留下一句話：『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解放後大批判胡適，毛澤東說過『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胡適）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作爲蔣介石的對頭汪精衛，也曾對胡適伸過橄欖枝。早在1923年胡適就與汪精衛見過面了，比與蔣介石見面早了好幾年。當時胡適在杭州煙霞洞養病，汪精衛在上海。汪精衛與徐志摩、胡適一行人相約往海寧、杭州兩地觀潮、休閒。胡適在日記曾記有：『我同精衛回旅館，談政治甚久。』
1933年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就曾力請胡適做教育部部長。當時胡適婉拒，意思是要『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養成一個無黨不偏之身』，『爲國家做一個諍臣，爲政府做一個諍友』。但兩人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交流機要。難怪連徐志摩都跑出來爆料了。
直到與蔣介石交往後，胡適筆下仍然沒有任何對汪精衛的貶低，甚至至死都覺得其人是個『烈士』。可見他的客觀思想並不隨朋友交往所轉移。
胡適一生都很推崇挪威劇作家易卜生，並寫了著名的【易卜生主義】。其中說到：『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他還借用易卜生的話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從皖南小鄉村走進了北大講壇，走進了美利堅的著名學府，贏得了『新文學教父』的桂冠。胡適無疑是已經成器的。但他仍然要繼續努力，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的文中稱：『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老胡覺得，『微博』的力量是不可忽視地。
從對國民政府開罵起，他是既對事也對人，既有明確的政黨國民黨，也有具體的人物蔣介石。令人意外的是，胡適指名道姓的叫罵反倒獲得回應和改善。



1934年4月4日，胡適托人帶給蔣介石一封信，要求蔣介石『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用全力專做自己權限以內的事』。並說：『名爲總攬萬機，實則自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據說胡適的『這一直諫幾天以後即起了效應』：中央社9日電，報導蔣介石的一個解釋：『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國文字年號』事，他說該手令是『命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的，『而政訓處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國，實屬荒謬。我蔣介石非中央黨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給中央宣委會，且通令全國，豈非笑話。望職員以後辦事，務須認清系統，明白手續，方能爲在上者分勞，不致將事辦錯雲！』胡適對此事的評說是：『各報所載文字相同，可見是他有意發表的，此事可見他知錯能改過。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記）。而沈寂先生這樣評說胡適對蔣的評說：『這細小的納諫，增強了胡適的信心。所以胡適處處維護這個政權。當有人起來反蔣時，他就說：「今日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減輕掀動內戰，危害民國之大責任。」甚至說「我們不反對一個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亂」（作者王彬彬，【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
但也有人認爲，胡適先生對國民黨，罵是真罵，挺是真挺，沒有爲了政治目的而扭曲自己的真實想法。
如果是真罵，說明胡適是真心對這個國家；正如他引用丁在君的話：『我們中國政治的混論，不是因爲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爲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爲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爲「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他還贊成丁在君所說：『只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1936年2月16日【獨立評論】）。』
胡適曾說『牽牛到水邊容易，讓牛喝水就難了。』他的意思顯而易見。他的批駁不但一針見血，而且還會給你敷上消炎藥，告訴你怎麼做才會更好地康復。可見其人『沒有利心、沒有名心，沒有勝心。』或許正是看中了這點，蔣介石屢屢提出要重用他。
　從胡適日記中看，１９３３年初，日本侵略軍占領山海關之後繼續進攻熱河。３月３日，就在熱河省省會承德失守前夕，胡適致電蔣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軍抵抗。電文說：
『熱河危急，決非漢卿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指揮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胡適日記全編６】）』
　　三天後，蔣介石果然北上處理熱河事件。3月１３日，胡適赴保定會見蔣介石。蔣介石在交談中承認，按照他的估計，日軍要進攻熱河，必須從國內和台灣動員六個師團的兵力。由於沒有得到有關情報，他認爲日軍攻打熱河的消息，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談到這裡，蔣介石感嘆地說：『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多多！』聽了這些話，胡適在日記中氣憤地說：『這真是可憐的供狀！誤國如此，真不可恕。』（【胡適日記全編６】）（智效民：【胡適和他的朋友們】）



或許從當初日本歸國就註定了胡適要與蔣介石交往和『合作』，到了初次見面看到蔣介石在新書中贊同了自己批評國民黨的觀點後，胡適似是更加堅定了與其交往的決心。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古往今來似是一大定律了。
胡適曾在與蔣介石初期交往的日記說：『他不是不能改過的人，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他的過舉。（【胡適日記全編６】）』
1934年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　『新生活運動』。蔣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南昌正式成立，蔣介石自任總會長。
一個多月之後，胡適在【大公報】發表題爲【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的文章，點名批評蔣介石的這一舉措。他說：『蔣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一個月之中新生活的呼聲好像傳遍了全國，各地都有軍政各界的領袖出來提倡這個運動。』同時還提出幾點意見：第一，我們不可太誇張這種新生活的效能。第二，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第三，『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他認爲，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裡的產物。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太低了，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因此，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讓老百姓能夠生活下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能力；最後一步，才是教他們如何去過所謂的新生活。
１９３５年７月，蔣介石要召見羅隆基，胡適除了請他向蔣介石轉達自己對中日問題的意見外，還對他說：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
　　，胡適曾在【改革政制的大路】一文中對蔣介石做了善意的評論：『他長進了；氣度也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爲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膀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了。』與此同時，文章也告誡說：『蔣先生應該認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權限，不可用軍事最高長官的命令來干預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倘若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獨裁的全國最高領袖（【獨立評論】第一六三號）。』
１９３７年４月底，胡適與蔣介石在上海會面。簡短交談後，兩人開始了實質性的交往。
從此，蔣介石作爲政治人物與文學人物的交往又多了一位，而且是頗爲重頭的。



反觀蔣介石與文人的交往，均可用『利用』二字形容。歷朝歷代，文人與政治無不是這樣的關係。據說以前不少文人選擇隱居地都不會距離『首都』太遠，這樣萬一皇上忽然要招用誰了，也能跑得更快些。
一直推崇儒學思想的蔣介石對文人可以說是既愛又恨。愛的是他們才，希望這些才都能爲自己所用，皇帝都想『天下才子盡爲朕用』。恨的是他們的才膽。因此蔣介石曾專政地關押過『救國會七君子』，曾『迫害』過郭沫若，也曾有過暗殺文人之惡事舊聞。
但蔣介石也確曾對一些責罵他的文人『網開一面』。譬如飛腳踹蔣的劉文典最終還是穩穩妥妥地去了北京任教。
還有人傳說民國狂哲熊十力鬧場蔣介石的生日宴，狂飲飽食之後，寫詩醜化蔣介石，險些氣瘋了蔣介石。後來有人指出這是假聞。但是1946年，熊十力由重慶回到武漢，蔣介石由重慶乘船去南京，也途經武漢。他以『禮賢下士』之名，派人約熊先生會見。熊十力說：『要我見他，他算什麼！』堅決不去。蔣介石只有無奈的份。
還有那個報人張季鸞，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新婚次日，時任【大公報】總編輯兼副總經理的張季鸞就寫了評論【蔣介石之人生觀】，抓住蔣介石本人關於『婚姻和革命』的文章和言論方面的破綻，斥蔣『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還罵蔣『不學無術，爲人之禍』。可是奇怪的是，蔣介石看後，竟然大爲嘆服，主動與張季鸞結交。
在所有文人中，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與其的交往最爲典型，文采斐然的陳布雷追隨蔣介石大半生，到頭來終於看破時局，心灰意冷。他給身邊的人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讓我安靜些！』　猝然自殺。
據說蔣介石最早有意招用陳布雷時，沒有錢，沒有禮物，僅贈送一張戎裝照片，親筆簽名：『贈陳布雷先生，弟蔣中正。』在他看來，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無非也是一個男歡女愛、男婚女嫁罷了，大家合則來，不合則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
這一點倒與胡適的交往有點相像，看看民國期間蔣介石與胡適交往，似乎並無什麼財物、房產饋贈的記錄，有的只是一個普通位子，甚至堪稱一份苦差事。譬如外交部長，到頭來忙的心力交瘁貧病交加的胡適反遭到蔣介石的撤職和責罵。還有一些謠傳：『聽說陳老夫子向總統進忠諫，總統發脾氣了，打了陳老夫子一個耳光，陳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藥自殺了。』
但也有說法是，淮海戰役失利之後，蔣介石在軍政會議上，也表達了與崇楨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爲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則腐敗無能。追隨蔣介石多年的陳布雷，見委員長在這個節骨眼上還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不禁脫口而出：『一派胡言！』蔣介石愣了半天，臉色鐵青地用家鄉話說：『書生誤國，看錯人了。……散會！』後來，陳布雷自殺了。
用之前就知道是『書生』，用了人家大半輩子了，到頭來反怪人家『書生誤國』，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因此，蔣介石作爲一個政治人物，也逃不脫封建社會皇帝的心思，打了勝仗、穩固了政權什麼都好說，敗了、亂了就是你『書生誤國』！不由得想起了袁世凱臨死前好像說了四個字：『楊度，誤我。』
胡適作爲一介書生，他很清楚一旦入仕後：只交朋友，不做位子。



最大誘惑莫過於蔣介石力薦胡適競選民國總統了，當時傅斯年提醒過他：『借重先生，全爲大糞堆上插一朵花。』季羨林先生也在書中有言：『　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可胡適似乎並不這樣想。』
其實胡適何嘗不知道什麼是大糞堆，什麼是一朵花？又豈能不知道蔣介石此舉的背景和想法？
但說實話，如同每個女人都一個成爲公主的心思，那個男人沒有一顆做皇帝的心？
從胡適的日記看，當時曾反腐拒絕、答應，最後的意見還是推辭。在蔣介石的推薦意見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後，蔣也只得作罷。並派王世傑向胡適轉達歉意，胡適如釋重負，在日記中寫道：『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幾天後，蔣介石夫婦專門宴請胡適，不僅通報了會議情況，還討論另外成立一個政黨的問題。胡適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蔣公向我致歉意。他說，他的建議是他在牯嶺考慮的結果。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對他說，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
　　　他再三表示要我組織政黨，我對他說，我不配組黨。
　　　我向他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作兩三個政黨。（【胡適日記全編７】，第７０９頁）
【李敖有話說】中曾這樣說過：『有一個人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誠然，現在看來，胡適一生未入政黨、未組政黨的做法是可取的，他一生都在做一個自由的知識分子，他曾經以範文正【靈鳥賦】中詩句所謂座右銘：『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做個『不自由毋寧死』的公共知識分子。做個可愛的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想想，一個國家能有這樣幾位自由的知識分子，堪稱幸事。
胡適雖然不在政壇上，但他對於蔣介石的提議並不見少，而且口氣嚴厲，用詞刺耳：『必須認錯』、『必須虛心』。蔣介石反倒像個孩子似的虛心接受。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是北京大學５０周年校慶，這一天胡適迎來了自己的５８歲生日。戰事正緊，蔣介石特地派飛機將胡適接到南京，在蔣介石官邸度過了一個特殊的生日。
應該說，胡適是感動的，但是胡適卻很不給蔣介石面子：『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０六三至二０六五頁）。
後來，胡適還以溫賴特將軍在戰爭中被迫投降、卻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意在勸蔣放棄抵抗。1949年４月下旬，胡適到達美國後向新聞界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胡適年譜】，第７１０頁）
後來胡適就去了台灣。據說離開北平之前，胡適只揀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
早在1947年12月，毛澤東就曾提出，如果胡適不走，就讓他做北平圖書館館長。這是流傳最爲廣泛的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1948年2月，陳毅在小範圍內傳達了這個設想。北京大學地下黨汪子嵩，曾請胡適的老鄉兼麻將友鄭昕轉告胡適，希望他留下來。解放軍圍城後，一個地下黨學生曾對胡適說，前一天夜裡延安廣播電台曾對胡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爲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聽了以後，卻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他們會用我嗎？』
　





對此，季羨林先生的說法是：『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爲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爲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髮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總之，胡適還是去了台灣，跟著蔣介石走了。或許在離開了大陸時，在跟隨者蔣介石在海上漂泊時，還在遙望著家鄉，低吟著陶淵明的【擬古】第九首：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胡適到了台灣還是『不老實』，　繼續反蔣（且聽下回分解）。
        來源：【蔣介石與民國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