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緣何能賦詩

  作者: 劉　強

　　一
　　
　　說起中古時期的『曲水賦詩』，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與特定環境相關的文化現象，即先秦的『登高賦詩』傳統。『登高賦詩』本來是指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在交結鄰國時，登上高高的台階、升堂入室開展外事活動的過程中，援引【詩經】詩句以應對酬酢、伸發志意和展示才學的一種特定禮儀；【詩經】毛【傳】云：『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可見『賦詩』――實際上是引【詩】――已經成爲當時士大夫的一種必備的素質和能力。後來，『「登高」一詞於漢末進入了文學領域，魏晉之後更成了社會上的一種習俗』（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文人們登高望遠，視野開闊，大自然的美景與個人心情神交冥會，極易激發詩情。曹操的『登高必賦』（【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陶淵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移居】詩之二），都說明了創作意願的萌生與『登高』的特定關係。不過，這時的『賦詩』已經不是引用詩句，而是一種真正的文人創作了。
　　自然環境對人的情緒心境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登高』如此，『臨水』也同樣，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於人的情感世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蕭子顯【自序】也說：『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就是將這兩種人類活動引起的文化反應等量齊觀了。如果說『登高賦詩』傳統經歷了一個由廟堂儀式向民間習俗漸次轉化的過程，那麼『曲水賦詩』現象則相反，它先是民間信仰和習俗的派生物，因爲符合文人創作的心理機制而流行，最後被帝王和貴族所提倡，成爲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個特別節目，進而成爲『公宴詩』的一個重要品種。
　　『曲水賦詩』的民俗學背景是複雜而充滿神秘色彩的。【周禮•春官•女巫】說：『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註：『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意謂以香熏草藥沐浴。』應劭【風俗通】：『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韓詩】也說：『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論語•先進】所載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描述的就是這一習俗。另據【續齊諧記】記載：
　　
　　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意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後漢書•禮儀志】注引。按【晉書•束皙傳】亦載此事，文字略有差異）
　　
　　可見，『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風俗與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著密切的關係，表達了人們對風調雨順、子孫繁衍的由衷渴望。作爲我國傳統民間信仰和歲時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習俗代代相沿，時間、地點以及祓禊、遊戲活動的儀式和道具，皆有約定俗成的規制。時間一般在我國傳統的『上巳節』。這是我國民間一個祓（同拂）除禍災，祈求吉福的節日。漢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從【西京雜記】第七十七條『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的記載來看，甚至祓禊的儀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進行。魏以後則一般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爲巳日。【宋書•禮志】記載：『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鐘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後來，『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節』的代名詞。
　　
　　二
　　
　　從文獻的記載看，三月三的曲水春遊，是非常熱鬧的。晉成公綏【洛禊賦】載：『考吉日，簡良辰，祓除鮮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漁縴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砂場，列壘樽，飛羽觴。』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也說：『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不僅民間老少咸集於水濱，帝王貴族也都車馬輻輳絡繹不絕地趕來，以示『與民同樂』。【史記】和【漢書】都記載，呂后曾於上巳日在灞上舉行祓禊典禮。漢末時，袁紹爲了樹立自己的威儀，也曾在『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後漢書•袁紹傳】）。晉元帝司馬睿初到江南，爲收攏人心，『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敦、（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晉書•王導傳】）。這些都說明歷代統治階層對這一民間習俗的重視。
　　不過，正如有的論者所說：『漢代的節日，始終籠罩在一種宗教化的神秘氛圍中，幾乎所有的節俗活動均爲媚神、娛神而設，故而節日的氣氛是莊重而壓抑的。魏晉以來，世積亂離，生命賤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時行樂的思潮就在時代文化的領導和弘揚階層――士族分子中間廣爲流行。節日成爲他們抒發情思、寄託情懷、肆意玩樂的集中時段。禳災去穢的上巳變成了高朋聚會、遊戲水邊的佳節良辰，而歲末逐疫的大儺也變成了鬧哄哄的假面舞會。』（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對水的崇拜漸漸被一種『戲水』、『玩水』的心理和風氣所取代。在水濱暢遊時，節目自然很多，或執蘭沐浴，或『張樂於流水』，或『曲水流觴』，縱意酣暢。
　　不僅如此，據七世紀初的杜寶【水飾】記載，三月三日，還有大型的民間文藝演出。當時的新城（洛陽附近）熱鬧非凡，達官顯貴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觀水飾』。演出的劇目自『神龜負八卦出河』以迄『長鯨吞舟』共有七十二勢，皆是與水有關的傳說故事。演員爲長二尺許的木人，『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太平廣記】二二六引【大業拾遺】），場面很是壯觀。梁庾肩吾『百戲俱臨水，千鍾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蘭亭曲水宴詩】）的詩句，描寫的就是當時的盛況。
　　民間的情況是這樣，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樣更多。正如【韓詩章句】所說的，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於是，在俗眾的遊戲之外，又多了兩個節目，那就是清談和賦詩。【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劉注引【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
　　
　　根據劉孝標註釋中『解禊』一詞，可知這次清談聚會當是『三月三』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與朝歌令吳質書】）的描述。這裡的『高談』，也可理解爲早期的清談活動。
　　比之曲水之濱的清談高論，『曲水賦詩』的活動開始的還要早些。它跟漢末魏晉時期，伴隨『文學的自覺』而出現的文人詩創作勃興緊密相關，也是時代風氣的產物。『水』在中古時期已經和『賦詩』活動密不可分。曹丕【與吳質書】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文選】卷四二）石崇【金谷詩序】：『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賦詩以敘中懷。』這裡，酒的刺激作用是明顯的，但『觴酌流行』當然也離不開曲水環繞。王羲之在【三月三日蘭亭序》裡說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後來，『曲水流觴』就成了一個膾炙人口的風雅典故。
　　

　　
　　三
　　
　　如果說，詩人文士們在曲水集會上『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還是一種興之所致的自然抒發的話，那麼後來流衍而成的『三月三日曲水賦詩』現象，便成了一種官方發起的、人爲的創作活動，因而帶有『應制』色彩。顏延年【應詔燕曲水作詩】注引【水經注】云：『舊樂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記載此事說：『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文選】卷二○）帝王將相大擺曲水宴，詩人名士爭寫曲水詩，這種應詔賦詩的情況在整個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詩』、『上巳詩』或『三日詩』這樣一種獨特的詩題。今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輯錄的『曲水詩』約有一百首，而實際的數目應該遠不止這些。
　　由於帶有某種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賦詩』活動的遊戲性質和程序化痕跡均較明顯。【世說新語•排調篇】載：『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而『不能者罰酒』早已在蘭亭集會上出現。王羲之【臨河序】稱：『……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世說新語•企羨】劉注引）在作詩過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學校的考試。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險。沈約【俗說》裡就有這麼一則故事：
　　
　　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王怪，收陶參軍，乃複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太平御覽】二四九引）
　　
　　不僅寫作的外部情況如此，就是詩作的題材、意象、詞藻和主題等，也都帶有程序化的因素，讀來難免千篇一律，鮮有新意。比如，詩歌多有『蘭觴』、『蕙肴』、『絳棗』、『素卵』、『玄醪』、『醉魚』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詩。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作爲一種『公宴詩』，大部分曲水詩題材雷同，爲文造情，有的甚至淪爲歌功頌德的陳詞濫調（如【文選】歸入『公宴』類的顏延之四言詩【應詔燕曲水作詩】）。但這類詩又與一般公宴詩不同，因爲特定的時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環境（曲水邊），曲水詩在摹山范水、寫景狀物方面，確有可取之處。如西晉張華【上巳篇】詩：『密雲蔭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游九野，置酒會眾賓。』荀勖【三月三日從華林園詩】：『清節中季春，姑洗通滯塞。玉輅扶淥池，臨川盪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詩】：『朱軒蔭蘭皋，翠幕映洛湄；沉鉤出比目，舉戈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卵隨流歸。』這些寫景的詩句，讀來頗有幾分山水詩的味道。被鍾嶸稱爲『巧構形似之言』的張協，他的【洛禊賦】更是筆觸繁複，情景交融。而張協的詩歌，則爲後來的山水詩人謝靈運所取法（參見鍾嶸【詩品•上品】評謝靈運語）。而且，謝靈運也寫過【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等曲水詩，與他齊名的顏延之更是此類應制詩的行家裡手，他寫的曲水詩約有十首以上。
　　劉勰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這句話歷來被作爲山水詩擺脫玄言詩而自立的明證。作爲對時代風氣和文學發展的整體把握，這種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實。但是，也應該看到，玄言詩和山水詩嚴格說來只是一種詩歌創作的題材，而不是一種詩體或詩型。既是題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開。再則，老莊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個事物的內外兩面，是主（意識）、客（存在）觀意義上的有機整體，更不能強分軒輊。從某種意義上說，玄言詩本來就是詩人文士『以玄對山水』（【世說新語•容止】注引孫綽【庾亮碑文】）的產物。這也就是爲什麼謝靈運的山水詩往往拖著一個『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過對曲水詩的考察，我們發現，在玄風獨振的兩晉詩壇，以反映歲時景物爲主的曲水詩，反而成了擺脫玄言束縛的一個隱蔽信道，儘管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有些曲水詩往往也會帶著『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面孔。
　　東晉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發起的著名的『蘭亭集會』，請來的四十一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謂玄言詩人，可以說是一次玄言詩會。王羲之的兩首【蘭亭詩】所說的『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本身就是玄言詩。這說明，曲水賦詩活動原本就與玄言詩的創作有直接關係。耐人尋味的是，最著名的玄言詩人如孫綽，他所作的【蘭亭詩】二首，竟然是純粹的寫景詩而較少玄言味。其中一首五言詩如下：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
　　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
　　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
　　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他的另一首【三月三日詩】（四言），也是如此。所以，儘管『曲水詩』大部分是公宴時所創作，但有的卻可以當作山水詩來讀。如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詩就被【文選】歸入『遊覽』一類。而同樣被【文選】收錄的沈約【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詩，已經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詩了。
　　當然，我們無意抬高曲水詩的詩學價值，但對曲水詩這樣一種詩歌題材，也的確需要從民俗學之外的角度加以審視。從文學史和詩歌史的角度看，由於『登高』和『臨水』都是創作主體親近自然、觀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識的藝術活動，所以它們對後來的山水詩的影響，不容低估。
　　
　　四
　　
　　上文說過，曲水賦詩現象源於上古的巫祝習俗，與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著直接關係。這是從民俗學角度對這一現象的文化追溯。現在，我們可以把話題展開：當曲水賦詩由特定禮俗演變爲日常的創作場景時，其間有著怎樣的文化心理基因？對水的詠嘆作爲一種文學主題，它的哲學依託何在？我們先來看沈約【俗說》裡的一則記載：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處，輒作詩一篇。謝益壽見詩笑曰：『青溪之曲，復何窮盡？』
　　
　　這則故事告訴我們，『曲水』與『賦詩』已經成爲一種相輔相成的有機體，對文人的文化心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影響，絕非僅從『三月三』這一特定歲時習俗那裡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釋。換句話說，曲水作爲一種日常的存在，它對文人創作心理的影響是永恆的，不必定在上巳節才心血來潮。事實上，無論從哲學上還是文學上說，『水』都是一個帶有『元素』意義的命題或母題。
　　作爲『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國哲學思想體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荊門出土的郭店楚簡【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說：『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成歲而止。』這種將水視爲宇宙生成之原動力的看法，是一種今天看來都很高級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對水的認識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學家還將水人格化――所謂『君子比德於水』――並賦予很高的道德倫理內涵。連『水利』一詞，也是對水的作用的辨證關係――『水之爲利害也』――深刻認識的產物（李雲峰【水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自然哲學之精華】，載【江漢論壇】2001年第3期）。古代思想家對『水』的這些哲學闡釋，爲我們理解遠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據。
　　在文學史上，對水的詠嘆與描摹也是其來有自。【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朱熹注稱：『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國文學的『嘆逝』主題由此而生。陸機【嘆逝賦】開篇即發此詠嘆：『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還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於是，『君子見大水必觀』（劉向【說苑•雜言】）。這種『君子見大水必觀』的思想意識，實在是『詠水』文學之所以產生的一個生動註腳。
　　『嘆逝』主題之外，流水的逶迤遠逝還極易激起鄉關之思，因而又與『鄉愁』主題發生聯繫。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詩】有『臨流怨莫從，歡心嘆飛蓬。』李善注曰：『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給莫從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志，重嘆飛蓬之遠也。』（【文選】卷二○）這裡，『臨流念鄉』非常準確地概括了這一主題。
　　由於水在中國古代哲學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這種特殊地位，所以，我國古代與水相關的文獻和文學作品就相當之多。有『水賦』（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賦】，東晉王彪之有【水賦】）、『水贊』（郭璞有【釋水贊】，戴逵、庾肅之有【水贊】）以及各種題目的『詠水詩』，更不用說還有洋洋灑灑一部【水經】。『曲水詩』的流行放在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獨特之處，但亦非偶然。『曲水賦詩』現象從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處，輒作詩一篇』――的演變，其實是傳統『詠水』主題洗盡鉛華的再度復歸，是小小的支流匯入了大海。只是，這一復歸參雜了更多歲時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節氣漸漸凝固成爲一種詩題。儘管如此，『詠水』文學的『嘆逝』、『懷鄉』主題還是在『曲水賦詩』活動中被強調。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正是在『嘆逝』的情懷中注入了一份晉人特有的達觀。
　　六朝以後，『三月三日曲水賦詩』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約那樣在『三月三日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在歲時文化十分發達和成熟的唐代，這一活動在文人間更爲流行，曲水詩便也脫離了公宴背景而進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總之，『曲水賦詩』現象有著豐富的文化蘊含和獨特的文學價值，它揭示了自然或地理環境對於藝術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這一作用通過民俗等外部文化機制對詩歌創作產生影響，因爲符合文人創作的心理機制而流行，成爲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個特別節目，進而成爲『公宴詩』的一個重要品種。由於題材的規定性，曲水詩對自然環境和歲時景物的細緻描摹，較早地展現出後來的山水詩的某些品質。儘管這一類詩歌帶有明顯的應酬色彩，因而難以產生傑出的作品，但作爲『詩可以群』的一個『活標本』，它對我國古代文化生態及文人創作心態的雙重影響，還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
　　
　　（作者單位：上海同濟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