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劉 強
一
說起中古時期的『曲水賦詩』,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與特定環境相關的文化現象,即先秦的『登高賦詩』傳統。『登高賦詩』本來是指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在交結鄰國時,登上高高的台階、升堂入室開展外事活動的過程中,援引【詩經】詩句以應對酬酢、伸發志意和展示才學的一種特定禮儀;【詩經】毛【傳】云:『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可見『賦詩』――實際上是引【詩】――已經成為當時士大夫的一種必備的素質和能力。後來,『「登高」一詞於漢末進入了文學領域,魏晉之後更成了社會上的一種習俗』(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文人們登高望遠,視野開闊,大自然的美景與個人心情神交冥會,極易激發詩情。曹操的『登高必賦』(【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陶淵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移居】詩之二),都說明了創作意願的萌生與『登高』的特定關係。不過,這時的『賦詩』已經不是引用詩句,而是一種真正的文人創作了。
自然環境對人的情緒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登高』如此,『臨水』也同樣,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於人的情感世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蕭子顯【自序】也說:『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就是將這兩種人類活動引起的文化反應等量齊觀了。如果說『登高賦詩』傳統經歷了一個由廟堂儀式向民間習俗漸次轉化的過程,那麼『曲水賦詩』現象則相反,它先是民間信仰和習俗的派生物,因為符合文人創作的心理機制而流行,最後被帝王和貴族所提倡,成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個特別節目,進而成為『公宴詩』的一個重要品種。
『曲水賦詩』的民俗學背景是複雜而充滿神秘色彩的。【周禮•春官•女巫】說:『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註:『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意謂以香熏草藥沐浴。』應劭【風俗通】:『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韓詩】也說:『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論語•先進】所載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描述的就是這一習俗。另據【續齊諧記】記載:
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意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後漢書•禮儀志】注引。按【晉書•束皙傳】亦載此事,文字略有差異)
可見,『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風俗與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關係,表達了人們對風調雨順、子孫繁衍的由衷渴望。作為我國傳統民間信仰和歲時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習俗代代相沿,時間、地點以及祓禊、遊戲活動的儀式和道具,皆有約定俗成的規制。時間一般在我國傳統的『上巳節』。這是我國民間一個祓(同拂)除禍災,祈求吉福的節日。漢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從【西京雜記】第七十七條『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的記載來看,甚至祓禊的儀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進行。魏以後則一般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為巳日。【宋書•禮志】記載:『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鐘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後來,『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節』的代名詞。
二
從文獻的記載看,三月三的曲水春遊,是非常熱鬧的。晉成公綏【洛禊賦】載:『考吉日,簡良辰,祓除鮮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漁縴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砂場,列壘樽,飛羽觴。』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也說:『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為流杯曲水之飲。』不僅民間老少咸集於水濱,帝王貴族也都車馬輻輳絡繹不絕地趕來,以示『與民同樂』。【史記】和【漢書】都記載,呂后曾於上巳日在灞上舉行祓禊典禮。漢末時,袁紹為了樹立自己的威儀,也曾在『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後漢書•袁紹傳】)。晉元帝司馬睿初到江南,為收攏人心,『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敦、(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晉書•王導傳】)。這些都說明歷代統治階層對這一民間習俗的重視。
不過,正如有的論者所說:『漢代的節日,始終籠罩在一種宗教化的神秘氛圍中,幾乎所有的節俗活動均為媚神、娛神而設,故而節日的氣氛是莊重而壓抑的。魏晉以來,世積亂離,生命賤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時行樂的思潮就在時代文化的領導和弘揚階層――士族分子中間廣為流行。節日成為他們抒發情思、寄託情懷、肆意玩樂的集中時段。禳災去穢的上巳變成了高朋聚會、遊戲水邊的佳節良辰,而歲末逐疫的大儺也變成了鬧哄哄的假面舞會。』(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對水的崇拜漸漸被一種『戲水』、『玩水』的心理和風氣所取代。在水濱暢遊時,節目自然很多,或執蘭沐浴,或『張樂於流水』,或『曲水流觴』,縱意酣暢。
不僅如此,據七世紀初的杜寶【水飾】記載,三月三日,還有大型的民間文藝演出。當時的新城(洛陽附近)熱鬧非凡,達官顯貴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觀水飾』。演出的劇目自『神龜負八卦出河』以迄『長鯨吞舟』共有七十二勢,皆是與水有關的傳說故事。演員為長二尺許的木人,『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太平廣記】二二六引【大業拾遺】),場面很是壯觀。梁庾肩吾『百戲俱臨水,千鍾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蘭亭曲水宴詩】)的詩句,描寫的就是當時的盛況。
民間的情況是這樣,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樣更多。正如【韓詩章句】所說的,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於是,在俗眾的遊戲之外,又多了兩個節目,那就是清談和賦詩。【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劉注引【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
根據劉孝標註釋中『解禊』一詞,可知這次清談聚會當是『三月三』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與朝歌令吳質書】)的描述。這裏的『高談』,也可理解為早期的清談活動。
比之曲水之濱的清談高論,『曲水賦詩』的活動開始的還要早些。它跟漢末魏晉時期,伴隨『文學的自覺』而出現的文人詩創作勃興緊密相關,也是時代風氣的產物。『水』在中古時期已經和『賦詩』活動密不可分。曹丕【與吳質書】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文選】卷四二)石崇【金谷詩序】:『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賦詩以敘中懷。』這裏,酒的刺激作用是明顯的,但『觴酌流行』當然也離不開曲水環繞。王羲之在【三月三日蘭亭序】裏說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後來,『曲水流觴』就成了一個膾炙人口的風雅典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