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的殷墟甲骨文研究（1）

  來源: 甲骨文網

一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貴族在龜甲、獸骨等占卜材料上記錄與占卜有關事項的文字，也包括少數刻在甲骨上的記事文字。

　　近百年前，1899年的秋季，山東濰坊的古董商范壽軒（維卿）帶着一種特殊的『古董』――一些沾滿泥土的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到北京求售於當時的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1]。這位范先生不會料到，他拿來的『古董』會使中國甚至世界學術界為之震動。

　　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王懿榮殉國，他雖曾用重金搜求甲骨，並悉心考察過甲骨，但未及留下有關的文字。稍後收藏甲骨的劉鶚受羅振玉的鼓動，在1903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籍【鐵雲藏龜】，並在自序中正確地說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筆文字』。由此，殷墟甲骨文為世人所知，並逐漸成為一些金石學家樂於收藏與研究的對象，而對甲骨文進行研究也應從這一年開始。但甲骨出在安陽西北五裏的小屯，由於古董商的有意隱瞞，在較長時間內未被學界了解，直到1908年才被羅振玉查訪清楚。1910年羅振玉在該年出版的【殷商貞卜文字考】『自序』中指出，小屯甲骨『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自此，甲骨文的時代與性質已被認清，而安陽小屯的名字即與殷墟和甲骨文聯繫在一起了。

　　殷墟甲骨文與敦煌文書，新疆、甘肅、內蒙等地的漢晉木簡，內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冊，被學術界視為19、20世紀之際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2]，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甲骨文發現的重要意義之一，是證實了中國早期國家――商王國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人們只能從有限的文獻記載中知道歷史上有個商王朝，而且這些文獻無一是成於商代的。最系統講商史的是西漢司馬遷所撰【史記・殷本紀】；即使連公認為保留了較多商人語言的【尚書・盤庚】篇，其中亦多雜有西周時的詞語，顯然是在西周時期被改造過的文章。由於文獻奇缺，更缺乏同時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紀20年代，著名學者胡適仍主張『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將大量的商人親手書寫、契刻的文字展現在學者面前，使商史與傳說時代分離而進入歷史時代。特別是1917年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4]，證明【史記・殷本紀】與【世本】所載殷王世系幾乎皆可由卜辭資料印證，是基本可靠的。同時，他根據綴合的兩片卜辭（【殷墟卜辭後編】上8・14＋【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1・10），發現上甲以後幾位先公之次序應是報乙、報丙、報丁，【史記】以報丁、報乙、報丙為序，是後世傳抄致訛。這篇著名的論文，無可辯駁地證明【殷本紀】所載商王朝是確實存在的。這不僅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鑑於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這一發現也是世界歷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甲骨文發現的重要意義之二，在於王國維用甲骨文證實了【殷本紀】的史料價值，使【史記】之類歷史文獻有關中國古史記載的可信性增強，其意義不僅局限於商史。因為這一發現促使史學家們想到，既然【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馬遷的【史記】也確如劉向、揚雄所言是一部『實錄』[5]，那麼司馬遷在【夏本紀】中所記錄的夏王朝與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虛構。特別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時期，甲骨文資料證實了【殷本紀】與【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歷史學家開始擺脫困惑，對古典文獻的可靠性恢復了信心。

　　殷墟甲骨文發現的重要意義之三，是引發了震撼中外學術界的殷墟發掘。『五四』運動促使中國的歷史學界發生兩大變化，一是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古史辨派對一切經不住史證的舊史學的無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國古史上科學的考古資料的極端貧乏』。二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史學界產生巨大影響[6]。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力倡『二重證據法』，亦使中國歷史學研究者開始重視地下出土的新材料。這些歷史因素對近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為了繼續在此地尋找甲骨[7]。當李濟主持第二次發掘時，已開始從主要尋找甲骨變成對整個遺址所有遺存的科學發掘，認識到『凡是經過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資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類歷史的資料』[8]。並從而取得以後14次發掘的重大收穫，所以可以說，正是甲骨文的發現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發現的重要意義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對傳統的中國文字學的改造。漢代以後中國的文字學家崇尚許慎的【說文解字】，文字學主要是【說文】學；但由於北宋以來金石學的發展，特別是對金文的研究，已不斷地用商周古文字對【說文】的文字學進行補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學風的影響下，對金石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使【說文】的權威性受到了較大的衝擊。光緒九年（1883年）刊行的吳大【說文古籀補】以金文資料充實、修訂【說文】，為中國文字學向近現代文字學發展搭起了一座橋樑。甲骨文的發現更提供了漢字的早期形式，其構成離小篆甚遠，多有象形、會意文字，令當時學者眼界大開。【說文】以小篆為本解釋字原的理論與其整個文字系統皆難以維持，從而使『許學最後的壁壘也被衝破了』，從此『中國文字學就到了一個新的時期』[9]。

　　 二

　　自甲骨文被發現迄今，殷墟出土的有刻辭的甲骨約有十五萬片之多[10]。其中屬考古發掘出土的近三萬四千片。

　　正如王國維所言：『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11]隨着甲骨的不斷出土，甲骨文資料的陸續增加，使研究甲骨文成為專門的學問，在學術界通稱為『甲骨學』。甲骨學除了從古文字學角度考釋甲骨文字，從考古學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斷代與卜用甲骨的整治外，也包括利用甲骨文來研究商代的歷史與文化。截止到80年代末，國內外已出版的各種甲骨文著錄書籍已達80餘種[12]。其中私人編輯、年代較早的，最有名的有羅振玉在本世紀20年代以前刊行的【殷虛書契】（後通稱【前編】）、【殷墟書契後編】、【殷墟書契菁華】等，收入了羅氏傾其全力收集的甲骨文拓本。30年代後，重要的私人編輯的甲骨文著錄書有郭沫若【卜辭通纂】（1933年）、【殷契粹編】（1937年），後者收入了著名收藏家劉體智的藏品。容庚、商承祚等著名古文字學家也將他們從公私選拓的甲骨文編撰出版[13]。40年代至5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中為搜訪甲骨文資料，辛勤奔波於南北各地，編著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甲骨文著錄書籍[14]。今日，年輕一代的甲骨文研究者在利用上述甲骨文資料時，都會從心中感受到老一輩學者們為保存珍貴的甲骨文資料所做工作之艱辛，並由此對他們產生由衷的敬意。

　　以上著錄書所刊布的皆是本世紀上半葉中由私人以非科學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雖有文字史料價值，但多失去原出土地點與層位，無法利用它們採取考古學方法作分期、斷代的研究。迄今考古發掘的甲骨文資料除去1991年花園莊東地出土的甲骨正在整理外，余均已全部公佈。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至9次發掘殷墟所獲甲骨收入【殷墟文字甲編】，於1948年出版。第13至15次發掘所獲則收入【殷墟文字乙編】，分上、中、下三輯，在1948年至1953年期間出版。甲乙二編，每片甲骨均附發掘次數、原登記號，但【甲編】未註明坑位號，【乙編】附列坑位號。所以【乙編】的編撰體例較好，將考古發掘的優點體現了出來。甲乙二編共收甲骨13047片，囊括了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發掘出土甲骨中全部重要者，二書均由董作賓編著。1957年至1972年期間，張秉權所編著之【殷墟文字丙編】分三輯出版，將【乙編】所刊甲骨拼對復原，並附有詳細的考證。

　　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在小屯南地發掘的甲骨，則在1980年、1983年以【小屯南地甲骨】為名分上冊（含二分冊）、下冊（含三分冊）刊布。每片甲骨拓片均註明考古發掘單位（灰坑、房基址、墓葬）、原出土順序號，而且標明層位關係。比起【乙編】來，由於在發掘中注重了甲骨層疊壓關係及與甲骨同出的有助於斷代的陶器形制特徵，所以著錄水平有提高，更便於根據甲骨出土的層位關係探討甲骨的斷代。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本書上冊後，附有不清晰的甲骨摹本與有關這批甲骨鑽鑿形態的資料及研究成果。可以說此書在已出版的甲骨文著錄書中體例最為完善。

　　迄今為止工程最大，成績最為卓著的著錄書是【甲骨文合集】（下簡稱【合集】）。此書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為編此書用了20多年的時間，集中了國內外百餘種書刊中所發表的甲骨文資料，尋訪了全國百多個單位及私人藏品，去重、辨偽、綴合，並作了分期、分類整理的工作。全書自1978年陸續出版，至1983年共出13冊，收錄甲骨41956片。此書的特點是全書按通行的董作賓五期分法編排，將甲骨學家有意見分歧的甲骨文單作一冊附於一期後，非常便於研究者利用。另外在同期下採取按內容分類的方法，這種編排有利於專題研究，突出了史學研究的性質，同時也使大量內容相近同的卜辭（如卜田獵、卜休咎、卜天氣等內容的卜辭）聚合在一起，適應了卜辭本身的特點。當然這樣編排也存在問題，如一大版卜辭上內容極龐雜，如果只將其中一條卜辭內容視為重要，歸入某類中，則同版其餘卜辭便沒有突出出來，而這些卜辭從另外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研究者在利用【合集】搜集資料時必須利用有關的工具書（如姚孝遂、肖丁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5]）去檢索，不能單純依賴於現有的分類。【合集】雖堪稱為集大成的著作，但仍不免有所遺漏，甚至是較重要的辭條。此點，裘錫圭先生在【評〖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上）】[16]中已舉出若干例子。除以上美中不足外，在甲骨卜辭分組上也有些問題，如將被一些學者稱為『非王卜辭』的幾種卜辭單列在一期後，其中乙一、乙二、丙一與『非王卜辭』的分組大致吻合，但亦有少數不合宜者，而丙二中的問題尤多[17]。

　　應該指出的是，國外收藏的甲骨數目很可觀，據胡厚宣先生統計，至1984年已知國外有12個國家和地區共收藏了甲骨26700片。而國外出版的甲骨文著錄書亦相當多[18]，這是因為在本世紀初即已有外國在華的人士（主要是傳教士）熱衷於購藏甲骨，使殷墟甲骨很快地流散於歐美與日本，並引起外國漢學家及其他對中國文化懷有興趣的學人的關注，甲骨學也隨之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

　　早在殷墟甲骨被學者發現的第二年，即1900年，居於山東青州的英國浸禮會代表庫壽齡(S.Couling)即已開始購買甲骨，成為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國人。1903年至1908年期間，庫壽齡與居於山東濰縣的友人、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rt)共同收集一批甲骨。1908年英國駐華外交官金璋(Hopkins)也曾從方法斂手中購得甲骨。庫、方二氏與金璋所收集的甲骨，後來分別歸於美、英的幾家博物館與圖書館，其中大部分已經陸續著錄出版[19]。近年來，關於美、英、法諸國所藏甲骨皆有新的著錄書籍出版[20]。特別是由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纂輯的【英國所藏甲骨集】[21]，不僅包括庫、方二氏與金璋舊藏甲骨的墨拓，而且收入了不少過去未曾著錄的甲骨刻辭，其中2674片所謂『家譜刻辭』還有正反兩面彩色照片，為學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加拿大甲骨收藏家與研究者明義士(James M.Menzies)是長老會傳教士，1914年被派駐安陽，故有機會搜求到更多的甲骨。早在1917年他即在上海以石印方法刊行了著錄其藏品的【殷墟卜辭】一書，成為歐美學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錄書。明義士收藏的甲骨數達五萬片，多數留在中國國內，餘存於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在加部分已著錄發表[22]。安大略博物館還收藏有懷履光(W.C. White)在開封購藏的甲骨[23]，從而使在加的甲骨數量達約8700餘片，僅次於日本。

　　三四十年代時流入日本的甲骨甚多，據胡厚宣先生統計，現藏日本公私收藏家的甲骨約有12400餘片[24]，是國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國家。1921年，日本林泰輔編纂出版了【龜甲獸骨文字】兩卷，是首部甲骨文著錄書。此後公私家所編甲骨文著錄書出版有多部，如貝V茂樹、伊藤道治所編纂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圖版篇，1959年；本文篇即釋文，1960年），按期排列，同一期下又分類，並附有釋文，在當時是已出版的甲骨著錄書中體例最完備的一部。1983年出版的松丸道雄編纂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所著錄甲骨，每片均同時刊載正、背面拓片與照片，在著錄方法上較先進。
　　除上述國家外，其他如德國、瑞士、前蘇聯及韓國、新加坡等也都存有少數甲骨，多數亦已被著錄出版。可以說經過國內外研究甲骨文學者八九十年的努力，已出土的殷墟甲骨絕大多數已發表公佈，從而為甲骨文的科學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