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1）

  来源: 甲骨文网

一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

　　近百年前，1899年的秋季，山东潍坊的古董商范寿轩（维卿）带着一种特殊的“古董”――一些沾满泥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到北京求售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1]。这位范先生不会料到，他拿来的“古董”会使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殉国，他虽曾用重金搜求甲骨，并悉心考察过甲骨，但未及留下有关的文字。稍后收藏甲骨的刘鹗受罗振玉的鼓动，在1903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籍《铁云藏龟》，并在自序中正确地说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笔文字”。由此，殷墟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并逐渐成为一些金石学家乐于收藏与研究的对象，而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也应从这一年开始。但甲骨出在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由于古董商的有意隐瞒，在较长时间内未被学界了解，直到1908年才被罗振玉查访清楚。1910年罗振玉在该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指出，小屯甲骨“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自此，甲骨文的时代与性质已被认清，而安阳小屯的名字即与殷墟和甲骨文联系在一起了。

　　殷墟甲骨文与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被学术界视为19、20世纪之际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2]，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二

　　自甲骨文被发现迄今，殷墟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约有十五万片之多[10]。其中属考古发掘出土的近三万四千片。

　　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1]随着甲骨的不断出土，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增加，使研究甲骨文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界通称为“甲骨学”。甲骨学除了从古文字学角度考释甲骨文字，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与卜用甲骨的整治外，也包括利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与文化。截止到80年代末，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甲骨文著录书籍已达80余种[12]。其中私人编辑、年代较早的，最有名的有罗振玉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刊行的《殷虚书契》（后通称《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等，收入了罗氏倾其全力收集的甲骨文拓本。30年代后，重要的私人编辑的甲骨文著录书有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后者收入了著名收藏家刘体智的藏品。容庚、商承祚等著名古文字学家也将他们从公私选拓的甲骨文编撰出版[13]。40年代至5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为搜访甲骨文资料，辛勤奔波于南北各地，编著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籍[14]。今日，年轻一代的甲骨文研究者在利用上述甲骨文资料时，都会从心中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们为保存珍贵的甲骨文资料所做工作之艰辛，并由此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

　　以上著录书所刊布的皆是本世纪上半叶中由私人以非科学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虽有文字史料价值，但多失去原出土地点与层位，无法利用它们采取考古学方法作分期、断代的研究。迄今考古发掘的甲骨文资料除去1991年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正在整理外，余均已全部公布。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至9次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收入《殷墟文字甲编》，于1948年出版。第13至15次发掘所获则收入《殷墟文字乙编》，分上、中、下三辑，在1948年至1953年期间出版。甲乙二编，每片甲骨均附发掘次数、原登记号，但《甲编》未注明坑位号，《乙编》附列坑位号。所以《乙编》的编撰体例较好，将考古发掘的优点体现了出来。甲乙二编共收甲骨13047片，囊括了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出土甲骨中全部重要者，二书均由董作宾编著。1957年至1972年期间，张秉权所编著之《殷墟文字丙编》分三辑出版，将《乙编》所刊甲骨拼对复原，并附有详细的考证。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小屯南地发掘的甲骨，则在1980年、1983年以《小屯南地甲骨》为名分上册（含二分册）、下册（含三分册）刊布。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古发掘单位（灰坑、房基址、墓葬）、原出土顺序号，而且标明层位关系。比起《乙编》来，由于在发掘中注重了甲骨层叠压关系及与甲骨同出的有助于断代的陶器形制特征，所以著录水平有提高，更便于根据甲骨出土的层位关系探讨甲骨的断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本书上册后，附有不清晰的甲骨摹本与有关这批甲骨钻凿形态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可以说此书在已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中体例最为完善。

　　迄今为止工程最大，成绩最为卓著的著录书是《甲骨文合集》（下简称《合集》）。此书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为编此书用了20多年的时间，集中了国内外百余种书刊中所发表的甲骨文资料，寻访了全国百多个单位及私人藏品，去重、辨伪、缀合，并作了分期、分类整理的工作。全书自1978年陆续出版，至1983年共出13册，收录甲骨41956片。此书的特点是全书按通行的董作宾五期分法编排，将甲骨学家有意见分歧的甲骨文单作一册附于一期后，非常便于研究者利用。另外在同期下采取按内容分类的方法，这种编排有利于专题研究，突出了史学研究的性质，同时也使大量内容相近同的卜辞（如卜田猎、卜休咎、卜天气等内容的卜辞）聚合在一起，适应了卜辞本身的特点。当然这样编排也存在问题，如一大版卜辞上内容极庞杂，如果只将其中一条卜辞内容视为重要，归入某类中，则同版其余卜辞便没有突出出来，而这些卜辞从另外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研究者在利用《合集》搜集资料时必须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如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5]）去检索，不能单纯依赖于现有的分类。《合集》虽堪称为集大成的著作，但仍不免有所遗漏，甚至是较重要的辞条。此点，裘锡圭先生在《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16]中已举出若干例子。除以上美中不足外，在甲骨卜辞分组上也有些问题，如将被一些学者称为“非王卜辞”的几种卜辞单列在一期后，其中乙一、乙二、丙一与“非王卜辞”的分组大致吻合，但亦有少数不合宜者，而丙二中的问题尤多[17]。

　　应该指出的是，国外收藏的甲骨数目很可观，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至1984年已知国外有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了甲骨26700片。而国外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亦相当多[18]，这是因为在本世纪初即已有外国在华的人士（主要是传教士）热衷于购藏甲骨，使殷墟甲骨很快地流散于欧美与日本，并引起外国汉学家及其他对中国文化怀有兴趣的学人的关注，甲骨学也随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早在殷墟甲骨被学者发现的第二年，即1900年，居于山东青州的英国浸礼会代表库寿龄(S.Couling)即已开始购买甲骨，成为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1903年至1908年期间，库寿龄与居于山东潍县的友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 Chalfart)共同收集一批甲骨。1908年英国驻华外交官金璋(Hopkins)也曾从方法敛手中购得甲骨。库、方二氏与金璋所收集的甲骨，后来分别归于美、英的几家博物馆与图书馆，其中大部分已经陆续著录出版[19]。近年来，关于美、英、法诸国所藏甲骨皆有新的著录书籍出版[20]。特别是由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纂辑的《英国所藏甲骨集》[21]，不仅包括库、方二氏与金璋旧藏甲骨的墨拓，而且收入了不少过去未曾著录的甲骨刻辞，其中2674片所谓“家谱刻辞”还有正反两面彩色照片，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加拿大甲骨收藏家与研究者明义士(James M.Menzies)是长老会传教士，1914年被派驻安阳，故有机会搜求到更多的甲骨。早在1917年他即在上海以石印方法刊行了著录其藏品的《殷墟卜辞》一书，成为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明义士收藏的甲骨数达五万片，多数留在中国国内，余存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加部分已著录发表[22]。安大略博物馆还收藏有怀履光(W.C. White)在开封购藏的甲骨[23]，从而使在加的甲骨数量达约8700余片，仅次于日本。

　　三四十年代时流入日本的甲骨甚多，据胡厚宣先生统计，现藏日本公私收藏家的甲骨约有12400余片[24]，是国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国家。1921年，日本林泰辅编纂出版了《龟甲兽骨文字》两卷，是首部甲骨文著录书。此后公私家所编甲骨文著录书出版有多部，如贝V茂树、伊藤道治所编纂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1959年；本文篇即释文，1960年），按期排列，同一期下又分类，并附有释文，在当时是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中体例最完备的一部。1983年出版的松丸道雄编纂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所著录甲骨，每片均同时刊载正、背面拓片与照片，在著录方法上较先进。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如德国、瑞士、前苏联及韩国、新加坡等也都存有少数甲骨，多数亦已被著录出版。可以说经过国内外研究甲骨文学者八九十年的努力，已出土的殷墟甲骨绝大多数已发表公布，从而为甲骨文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