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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方教育 據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類字根本不是在創造形聲字的自覺意識支配下產生的字，而是在爲原字加注與所表示的詞義有某種聯繫的明顯的外形標誌的意識支配下所產生的字，即是在改造借字的意識支配下所產生的字，它的出現，糾正和扼制了漢字借音表義的某些偏差，進一步強化了漢字的表意性。過去有些學者以爲，假借字上追加義符就是最初的形聲字，形聲字的產生標誌著漢字在向表音化的方向邁進，其實不然，這種字的產生恰恰是在強化漢字的表意性。
總之，漢字發展到改造假借字階段，即在一個有特定音義的借字上，加上具有顯示或聯想詞義作用的事類符號的階段，還不是有意識地造形聲字。第一，因爲自覺的行動往往以自覺的認識爲基礎，自覺的行動往往需要自覺的認識、自覺的理論的指導。而此時的形聲理論還沒有形成，人們還不可能有創造形聲相依缺一不可的真正的形聲字的意識。就是說，那時還沒有成熟的形聲理論來自覺地支持造字者造真正形聲字的創造實踐。第二，因爲此時的『借字加上事類符號（類屬標誌）』的字，意義均在借字，事類符號只有標誌和指示作用，對於表意來說，似乎還是可有可無的。但假借字改造的結果，對真正的形聲字的出現有啟發，尤其是當人們已不明文字的歷史來源，看不到字的核心部分是個假借字的時候，往往只會看到這類字的一部分與字音有聯繫，另一部分與字義有關聯，由此有可能啟發人們自覺地創造這樣的形聲字。
這裡我們需要強調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舉證以上例子，只是想證明，一些詞初用假借字，後來才對已記錄了該詞的假借字加以改造，追加了類屬標誌。這個後來追加的類屬標誌，起初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外在標誌，真正記錄詞的音義的符號仍然是假借字。我們無意於證明某個詞何時代用做假借字，到何時代假借字追加了類屬標誌。因爲，要翔實地證明文字使用的時代性，不能靠傳世古籍，需要連續性的出土數據及碑刻文字，而且還要大大增加本文的字數，所以，本文沒有在這方面嚴格地糾纏。例如上述第『6』例來說，我們作如此解說，只是證明先用假借字『牟』，後用加類屬標誌的『、眸、侔』，並不在於要說明『、眸、侔』出現的具體時代（下文所引『共――供、恭、拱』等傳世古籍材料，也是同理，後不再贅言）。我們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就是由於我們在本文中雖然儘量使用出土文獻，但是也使用了一部分傳世古籍，而傳世古籍使用文字的時代性是不一定可靠的。就以上述的『牟（〖〗、〖眸〗、〖侔〗）――、眸、侔』例來說，傳世古籍【詩經】中未見『眸、侔』二字，但是【大雅・思文】的『來牟』又作『來』。比如許慎【說文解字】『來』字下引【詩】作『來』，而陸德明【經典釋文】和朱熹【詩集傳】都作『來牟』。雖然許慎在前而陸德明、朱熹在後，但不言而喻，這是個版本問題，不能說明『牟』、『』出現的具體時代。再結合【孟子】來說，【孟子】一書中出現『牟』、『侔』二字，但『眸』出現了5次，都在【離婁章句上】，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32]；字出現了1次，如『今夫麥，播種而i之』[33]。是不是『眸』、『』就是當時的用字，是不是由此就證明『眸』、『』二字就出現得很早呢？沒有連續性的出土文獻的排比，我們便不能輕易斷定。再如，甲文已有『杜』字，但傳世古籍【毛詩・豳風・鴟^】『徹彼桑土』[34]卻不用『杜』而用借字『土』（【韓詩】作『杜』）；金文已有『往』字，但傳世【詩經・大雅・板】『及爾出王』[35]各家卻不用『往』而用借字『王』。總之，要確證假借字和後出本字（該假借字後加類屬標誌而成）二者各自存在的時代性問題，我們要面對有許多複雜的文字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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