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问渊源穷奥秘，只缘吾笔写吾真”

  : 许　结

　　2005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著作六本，其中有我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而前此我已出版的辞赋研究著述有《中国辞赋发展史》（与郭维森先生合著）、《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抒情小赋卷》、《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体物浏亮：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以及发表的相关论文近百篇。记得有次应约为《颜其麟赋集》中《黄山赋》写篇评论，题为《纵情云世界，体物赋家心》，先父永璋先生读后信笔赠诗云：“年来文笔益清醇，回首步趋有几人？欲问渊源穷奥秘，只缘吾笔写吾真。”先父的嘉许令我惶恐，可其中对治学治赋应寻源探秘的期望，却感铭于心，未曾懈怠。
　　
　　一
　　
　　我与辞赋学结缘，可谓“无心插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作汉代文学思想研究，虽涉及汉赋，却入焉未深，故无专论。而引发研究辞赋的契机，是参阅有关汉赋研究成果时，拜读了两位先生的著作：一是时执教湖南师范大学的马积高先生的《赋史》，另一是执教山东大学的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当时，中国大陆的赋学研究在尘封三十年后逐渐复苏，论著寥寥，而这两部著作的创思新见，确有开启新径之功，于是一时赞誉之声，洋洋乎盈耳。我在钦服之余，意犹未尽，另为“反调”，撰写了两篇读书评论，就是《〈汉赋研究〉得失探――兼谈汉赋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1期）与《〈赋史〉异议》（载《读书》1988年6期），这竟成为我涉足辞赋学研究之门的开端。
　　论学取友，转益多师，为治学之良言，近二十年来相继召开的辞赋学会议以及相关研究活动，使我在辞赋研究的道路虽步履蹒跚，却始终前行。因我对马、龚两部大著的评论文字的发表，“文责”必负，于是引来了两位先生的“报复”，1989年秋，作为全国赋学会会长的马积高先生与四川师大的万光治先生邀请我参加了在四川江油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赋学会；1990年秋，龚克昌先生（现任赋学会会长）邀请我参加了在山东济南召开的首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时过境迁，然与两位先生当初相见，未见其嗔，反加褒勉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继济南首届国际辞赋学会后，又相继在香港（1992年）、台北（1996年）、南京（1998年）、漳州（2001年）、成都（2004年）召开了第二至第六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我身历其境，以文会友，获益良多。其中1998年我受周勋初先生之嘱，参与操持由南京大学主办的第四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我为会议拟定的主题是“辞赋历史与批评之展开”、“二十世纪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而我当时的研究也正是围绕这样的主旨进行。
　　治学重考镜源流，取法乎上；治赋先习汉大赋，当为正宗。我撰写《汉代文学思想史》时，已关注汉赋之形成与流变，因而想于此研究有所创获，不料另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辞赋研究路向。1991年，赋学前辈郭维森先生主持国家教委项目“中国辞赋史”的研究工作，邀我加盟，受此谆托，按计划我分工唐以后的辞赋史的研究和撰写。由于唐以后赋学资料纷繁庞杂，前人成果可借鉴者少，只得翻《四库全书》，读《历代赋汇》、《赋海大观》，清人赋集，浩如烟海，披检参摹，几阅寒暑，始克蒇事。因这项研究，资料颇有积累，于是捡拾旧籍，考订研索，所谓唐宋元明清，从古走到今，我后期赋史研究系列论文的发表，正缘于此。1996年冬，我应台湾赋学先进简宗梧先生的邀请赴台北参加第三届辞赋学会，提交论文《古律之辨与赋体之争――论后期赋学嬗变之理论轨迹》，算是对唐以后辞赋发展规律的一个小结。由于对后期赋史的熟悉，也就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见解，比如我的《论小品赋》（载《文学评论》1994年3期）就是在日本学者稻x耕一郎专论汉魏赋风之变的《赋的小品化初探》的基础上，通论历代小品赋的创生及价值，傅璇琮先生读此文后，故有编撰“散文文库”《抒情小赋卷》之约。而其时霍松林、徐宗文先生编纂《辞赋大辞典》，元、明、清三代辞赋即由我拟目，亦缘熟悉相关文献的原因。
　　近几年我为研究生开设赋学研究课程，包括硕士生的“辞赋研究”与博士生的“中国赋学研究”，教学相长，于是又由流溯源，取法“祖骚宗汉”旨趣，对楚汉辞赋的发生发展，作出了一些重新的思考与论述。这也使我的治赋心历经过了一个源流轮回的圆圈。
　　
　　二
　　
　　回顾自己多年治赋历程，似乎有着由赋史到赋论再到赋学的递进式的推衍。
　　辞赋史的研究首先是文本文献的研究，所以对赋家赋作之史证与心解，为其研究之基础。比如汉赋研究，扬马班张素被文学史家奉为汉赋“四大家”，这是其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比如了解汉赋由“西”而“东”的演变，扬雄赋作赋论至关重要，对此我撰写一系列的论文，其中如《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即对其赋创作的三个系统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辩证前人对其赋论的误读，以昭示扬雄对两汉赋风转变的作用。张衡作为东汉辞赋大家，其创作丰富，有大赋之极轨的《二京》，有寄托哲思的《思玄》，有开启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缘此，我撰写了《论张衡赋的三个世界》（载《江苏文史研究》1998年3期）以明其意，复撰《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6期），即以这一作品为透视点，以辨析张衡撰写《思玄》的艺术结构、创作精神与文化哲思，并说明其赋史的意义。赋史研究基于文本文献，清代赋集众多，为撰写清代赋史部分，我查找赋集近五百种，由此又追寻历代赋集的编纂，撰成《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载《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6期），是写赋史的副产品。
　　通史的研究如果缺少重点的深入，易平泛空疏，所以我主张由“点”及“线”再达“面”的研究。例如，魏晋赋史有一突出现象就是陆机《文赋》所称“赋体物而浏亮”之“体物”思想的彰显，于是我试图通过魏晋时代动物赋的创作来阐发这一点，撰成《明心物与通人禽――对魏晋动物赋的文化思考》（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一文。又如，明代赋史研究一公案是“唐无赋”说，前贤论说平平，所以我结合赋史的撰述，成《明人“唐无赋”说辨析――兼论明赋创作与复古思潮》（载《文学遗产》1994年4期）一文，由解读“唐无赋”说的具体内涵入手，论及整个明代辞赋创作与理论的复古风气。在文学史发展的一些关节筋骨处着力，有助于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正是在这类“点”的深入的前提下，我对辞赋史的研究也形成线和面的认识。相继发表的论文如《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论汉代以文为赋的美学价值》、《中古辞赋诗化论》、《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南宋辞赋艺术探索》、《金源赋学简论》、《元赋风格论》、《明清辞赋艺术流变论》与《清赋概论》等（均收载《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编《因革论》），都是撰写赋史过程中对其创作规律的归纳与理论思想的提摄。我与郭维森先生撰写《中国辞赋发展史》时，参照了诸家的赋史研究，其中两部最为重要：一是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一是马积高的《赋史》，前者以赋的体类为主干写史，后者是以赋家赋作为主干写史，而我们则试图以赋体艺术自身的演变为主干写史，这一点也在《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一书中得以体现。
　　作为文体史的研究，其上升于理论探讨，关键在明体与辨体。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体论是极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就辞赋学而言，由对文本的分析到文化的辨证，始终是研究义域中关注的焦点。考察古人对辞赋体的探究，我认为经历了从“明体”到“辨体”与“尊体”的过程。可以说，汉人辞与赋互称，及谓“古诗之流”，取“义”重“用”，恐无明确的“体”的概念，魏、晋以降，如皇甫谧《三都赋序》、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P《文章始》述赋，始“严其体制”，而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阮孝绪《七录》又别立“骚”“赋”，皆出自明体意识。唐、宋以后，作家众多，文体滋繁，交叉互渗，依循演变，在赋域亦见其纷乱，所以追本返源，求同辨异，于是出现了由祝尧《古赋辨体》启导，承以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辨体》等辨体批评观。从明体到辨体发展过程中，自然存在一种“尊体”意识，然由于赋体的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的特殊性，所以在理论上的尊体，直到清代“赋话”从依附于“诗”“文”话中独立出来，才得以真正体现。同时，在魏晋“明体”思潮下，也存在如谢灵运作赋自谓“文体宜兼”与萧子显论赋倡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的宽泛文体观，而唐宋以后辨体、尊体风炽，然亦有“破体”之新变思想，这也决定了赋体研究的复杂性。正是针对这种现象，我对辞赋体的探讨分三个层面进行：一是探讨辞赋体的源起与衍变，如《中国辞赋发展史•总论》、《从“行人之官”看赋的源起及外交文化内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4期）等；二是对赋之体类的研究，如《论汉大赋与帝京文化》（载《第五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论文集》）、《律赋论》（载《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等；三是对古人辞赋辨体理论的批评，如《赋话论》（同前）、《论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载《东南大学学报》2003年6期）、《中国明清诗话中辨体观分析――以许学夷《诗源辨体》为中心》（载《诗话学》第二辑）、《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载《浙江学刊》2003年6期）等。
　　

　　由明体到辨体这一思路，我提出辞赋创作史划分为三大时段的想法，即“上古”、“中古”与“近古”，而赋学理论史则应划分为两大时段，即以“唐代”为中分，前以汉大赋为重镇，后以唐律赋为重镇，一以“祖骚宗汉”为归依，一以“古律之辨”为旨趣。我的断代批评，如《论清代的赋学批评》（载《文学评论》1996年4期），或总体批评，如《赋学批评方法论》（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l期），都是围绕这一主旨进行考论与探寻的。
　　
　　三
　　
　　我曾在《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载《文学评论》1998年6期）一文中，对近百年赋学研究之历史、范畴及成就作一小结，并前瞻未来辞赋研究的三个走向：第一，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基础理论的建设；第二，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第三，赋学的交叉与边缘研究。其中有关研究领域的开拓，我认为有两层意义，一是研究范围的扩大，二是研究内涵的深入。如何深入？从微观言当以内省的眼光深入于文字学、音韵学、技艺论与鉴赏论；从宏观而言当以外缘的视野拓展于辞赋文化学的研究。而我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基本属于后者。回想这一研究的缘起，是在2002年我接到两份学术会议的邀请，一是由洛阳大学承办的首届辞赋创作研讨会，与会者多提交自己所写的赋作；二是由澳门大学主办的“都市文化与普世文明”学术研讨会，我提交并宣读的论文是《赋体文学与都市文明》。这两次会议似乎给我一点启示，即目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全面复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盛世作赋”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社会，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而中国古代较早反映都市文明的文学或文体，就是以都市赋为代表的赋体文学。
　　基于这一思考，于是想通过文化的视角更全面地阐释辞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并由此为古典文学研究拓一新境。而对赋体文学作文化阐释，既有文学与文化相关的共性特征，又有赋体文学的个性特征，这充分表现于“赋兼才学”以及赋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创作特征方面。可以说，在古典文学创作领域，赋是最能体现政治文化气象，也最多地含有丰富文化制度内涵的文体，其绵延之久，几与整个封建帝国文化相始终。我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正是汇集了近三年相关研究的十八篇论文而成，具体可分四类：一是汉赋与文化的研究，二是赋与诗的交叉研究，三是赋体文学与诸学科关系的研究，四是有关律赋创作与科举文化的研究。其中已涉及到辞赋文学与政治、学术、宗教、制度、外交、科技、礼俗、艺术、文化等诸多层面。
　　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汉赋，具有文学产生之背景研究的意义。如《论汉大赋与帝京文化》一文，是从都城制度的发展考察汉赋的起源与发展，以说明汉大赋崛兴于武、宣之世所内涵的大一统帝国文化的功用。《汉赋与礼学》与《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两篇，则分别从礼官制度与宗教仪典阐释汉赋的兴起与价值。《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则由古老的畿服制度到国际文化交流来看待汉大赋的“体物写志”心胸与“铺采の摹泵栊矗也算是一点新的探索。此外，我近撰长文《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载《文史》2005年4辑），即从汉代立乐府与献赋的关系，考察“赋者，古诗之流”的命题，试图在目前有关辞赋起源问题之探讨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新思考。而对汉以后，特别是唐宋以降科举与律赋的关系，《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郑起潜〈声律关键〉与宋代科举八韵律赋叙论》、《论清代科举与律赋批评》等文，即对此有所建言。
　　在文学史上，辞赋是以修辞的艺术游离于先秦“六艺”实用之文而向纯文学演进，所以其描绘性特征与修辞技艺，是辞赋体确立的重要依据。昔人诗赋连称，批评往往以诗代赋，所以辨别诗与赋之异同，尤为重要。在我发表的相关论文中，较有创新意义的是《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4期）。该文从“诗赋文学传统的形成”、“京都赋与城市文学传统”、“田园诗与乡村文学传统”、“诗赋两大文学传统的审美差异”四方面论述，阐明诗赋文学的源起以及不同的物质背景与精神风貌，展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价值。
　　卞孝萱先生为我的《中国文化制度述略》书稿题“序”有云：“古人说‘赋兼才学’，作赋固须才学，而研究赋更需要广博的学识。因为每一篇大赋就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在这层意义上，作者的辞赋研究与文化研究正是相得益彰的。”我之所以以文化解读辞赋，固然与自己近年部分精力投放于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关，但辞赋与文化关系的深密，确如卞先生所说，这才为此比较或交叉研究提供了基础。我的《论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论赋的宗教质性、内涵与衍化》、《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论艺术赋的创作及其美学特征》、《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等系列文章，皆着眼于此。
　　当然，辞赋文化的研究又具有边缘化特征，即已不仅限于赋体的意义。比如思考辞赋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可推述礼官制度与整个文学发展的联系；思考京都大赋兴盛的原因，可推述古代文学与都市商业文明的关系；以及从“行人”赋诗到文学与外交关系的思考等等，在交叉研究中能够拓展思维的空间。
　　一个课题的研究太狭，气局便小；太宽，又易蔑弃其本。我在辞赋研究的道路上常以此自励又自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