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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尔涛
文学史话乾隆中后期，常州诗歌创作可称极盛，名家辈出，诗人如林，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杨伦、赵怀玉、徐书受、吕星垣七人，时称“毗陵七子”。这七位才子诗人以奇气横溢的才华、踔厉风发的气势、卓荦不群的个性，诗酒联吟，纵横文场，可谓声噪一方、名动江左。学界对于他们诗歌、学术等方面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对于这一地域文人群体形成原因的探讨却仍有不少待发之覆。为什么会在乾隆中期江南的常州地区出现这样一个文人群体，我们认为家族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毗陵七子的家族基本上都生活在常州城内的白云溪畔，这是一个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地方，洪亮吉《外家纪闻》记：
云溪之秀甲于郡中，环溪亦皆名族所居。记前哲胡芋庄诗曰：“皇朝五十有七载，出四公卿两状元。”四公卿为大学十吕公宫、尚书赵恭毅公、副都御使徐公（元）珙、工部侍郎周公清原，二状元即吕公及外曾王父赵侯赤熊诏先生也。芋庄作诗后不及六十年，又出三公卿、一状元。三公卿为协办大学士刘公于义、司业庄君楷、侍郎庄公存与，状元则侍郎之弟学士培因。其他官侍从、擢巍科者又不一而足，可谓盛矣。（洪亮吉《外家纪闻》，《古今说部丛书》本。下引该书版本同，不一一注释）
上述公卿状元中，吕宫为吕星垣五世祖，赵恭毅公申乔、赵侯赤熊诏为赵怀玉的高祖和曾祖，徐元珙为徐书受高祖。科名而外，赵氏家族的赵翼、洪亮吉和杨伦外家蒋氏家族的蒋骥以及庄氏家族的庄存与等又都是有清一代的学术大家，可以说根底深厚的家学积淀为七子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条件。这些文化望族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婚姻关系，而姻亲关系复又促使他们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声同气应，相互揄扬，遂使云溪一隅形成了一个有鲜明家族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毗陵七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毗陵七子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洪黄齐名，后又有洪、黄、孙三子之目，复加入赵怀玉而为四人，最后于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间方正式定型为七子。毕沅《吴会英才集》记：“（洪亮吉）早年与黄仲则齐名江左，时号‘洪黄’。”此处的“早年”当指乾隆三十二年，洪亮吉《伤知己赋》中记：“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受业焉，先生尝谓之‘二俊’。”（洪亮吉《伤知己赋》，见刘德权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下引不一一注）可见最早为洪、黄延誉的是常熟邵齐焘。邵氏乃乾隆七年进士，后以编修居词馆十年。稍后大兴朱筠以安徽学使开幕于当涂，其幕中名士渊聚，洪黄皆在。时朱筠尝作书致钱大昕、程晋芳等文坛名流，谓“甫到江南，即得洪、黄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云云，他的大力揄扬使洪、黄在江南文场名声日隆。
但是洪、黄二人于当涂显名时的身份是幕客，而非具有毗陵乡邦地域意义的诗人。最早把洪、黄、孙、杨、赵等作为一个地域文人群体自觉地推介延誉的是洪亮吉的舅父、杨伦的祖舅蒋和宁。蒋和宁，乾隆十七年恩科进士，曾官湖广道御使，与王昶、蒋士铨等诗酒交游，法式善称其诗“皆能以工炼出之，不作凡响”（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和宁壮年即归里不出，以奖掖后辈为任。陆继辂曾记：
先府君执友，继辂所及见者：养恬庄先生（指庄存与）以经学，容庵蒋先生（指蒋和宁）以辞章，一时后进之士翕然从之。庄先生之学一传而为庄珍义大令，再传为刘申甫、宋於庭；蒋先生之学一传为洪稚存编修、黄仲则少尹、杨西河大令、赵味辛司马，继洪黄杨赵而起者，至今遂不可胜数。盖两先生皆优游林下，享上寿，蒋先生弃官尤早，故其教泽之被如是深且久也。（陆继辂《〈思补斋诗集〉序》，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
又，洪亮吉《外家纪闻》云：
侍御舅氏（指和宁）生平假奖后进。壬午癸未奉讳居里日，尤留意里中人才。时余南成童，尚未为先生所知。一日，先生谒外王母于南楼，大令、检讨二舅氏俱在侧，先生忽语曰：‘里中有五隽才，二弟欲知之乎？’盖指管庶常干珍、刘庶常种之、钱孝廉维乔、庄明经浴⒙郎仙嵩雷砸病！…继先生又拔二人于童子军中，曰史文学次星、董太守思，云：‘才亦可亚五人。’后五六年中，先生始极赏余及黄二景仁、孙兵备星衍，云：‘此三人者，才复在五人上矣。’余穷老远戍，不足以副先生之知，而孙黄二君才实足以传世。先是，里中每推刘侍郎星炜为知人，然侍郎所识拔者类皆工词章及制举业者为多，究不如先生之有远识也。
从上引两则资料来看，至迟到乾隆三十四年时，和宁所有意识栽培的后辈才俊中已经包括了洪、黄、杨、赵、孙五人，这个五人群体已构成了毗陵七子的基本框架。这个群体带有明显的家族色彩。除了洪、杨与蒋家为至亲外，赵怀玉与洪亮吉为中表兄弟，黄家与蒋家比邻而居，可以说蒋和宁的“一传”具有明显的家族特征。再者，从庄存与“一传而为庄珍义大令，再传为刘申甫、宋於庭”亦能看出其时常州文人群体的形成大都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
蒋和宁亦在不同场合为这些后辈积极延誉。洪亮吉《外家纪闻》记：“余弱冠时与里中诸同人结会课于杨氏腾光馆，共四十余人，诸老宿俱在，而侍御舅氏评其文，以余为第一……并逢人说项焉。”蒋和宁赞孙星衍曰：“气清、才奇、笔超，非吸风饮露者不能也。其纵横光怪，真推倒一世智勇。吾乡大有才人在，应让此君出一头地。”（龚庆《〈冶城遗集〉跋》，见孙星衍《孙渊如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杨文荪称：“吾师渊如先生未登第以前所为诗……大抵原本六朝而出入昌谷玉溪之间。七古纵横跌宕，一时与洪稚存、黄仲则两先生并称巨手。”（杨文荪《〈济上停云集〉跋》，见孙星衍《孙渊如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吴修《〈两当轩诗集〉序》记：“君（指仲则――笔者注）与同里孙观察渊如、洪编修亮吉、赵司马味辛齐名，世称‘孙、洪、黄、赵’。”（吴修《〈两当轩诗集〉序》，见黄景仁《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应该说这些人的齐名并称是与和宁的揄扬分不开的。
又，前引资料中最后一句“先是，里中每推刘侍郎星炜为知人，然侍郎所识拔者类皆工词章及制举业者为多，究不如先生之有远识也”，颇耐人寻味。结合庄存与、蒋和宁等的“一传”来看，刘星炜亦应有自己的“一传”，细味此句可知，当时退居乡里的名宦们应是各有一批自己奖拔的后辈，自成一队，且阴有相互上下之意。这样看来，以文化名人为旗帜，以家族为背景的常州文人群体间的文化竞争是七子群体定型且走向自觉的重要动因。
如果说蒋和宁为“毗陵七子”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常州文场上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话，那么最终将这一群体推向一个更高台阶的则是吕星垣的舅父钱维城。钱维城，乾隆十年状元，官至刑部侍郎，为乾隆朝著名宫廷画家，其诗“如名流入座，仪态自殊”，（洪亮吉《北江诗话》，见刘德权校《洪亮吉集》）有《茶山集》传世。维城乾隆三十七年丁父忧归里，居忧期间，亦积极致力于赏拔后学，对洪亮吉等七子尤为赏识。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条下记：“时钱文敏公维城居忧在里，见先生诗文，奇之，徒步过访焉。”（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见刘德权校《洪亮吉集》）又，吕振镳《湘皋公行述》记：“是年（乾隆三十七年），舅氏钱文敏公丁艰旋里，见府君诗文，叹为奇才，曰：‘他日名重天下，科第不足言也。’时里中文人如洪稚存、赵味辛、杨西河、徐尚之、黄仲则、孙渊如诸先生暨府君为七人，称毗陵七子。”（《毗陵吕氏族谱》，光绪刻本）可见在维城居忧后第一年里，很快就注意到了这几位卓异特出的文学后辈。不惟吕氏家族，洪亮吉、杨伦的外家蒋氏家族，徐书受之徐氏家族等亦与钱氏家族有连，故钱维城的奖拔后进亦带有强烈家族色彩。惟吕振镳所云七子并称于三十七年一说，与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记载有异，二谱均作三十九年，后世著述亦多沿用三十九年之说，度其实际，当为三十七年即有“毗陵七子”之号，三十九年始大噪而已。
钱维城不但对七子极为赏识，而且利用其曾是状元和重臣的影响积极地为七子延誉推奖。首先，维城回乡后即着手编选《毗陵七子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教经堂诗集》提要”云：“钱维城编刻《毗陵七子诗》，书受其一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毗陵七子诗》的编行可以视为七子作为一个团体正式形成的标志。又，乾隆三十九年，洪亮吉赴江阴补壬辰岁试，《洪北江先生年谱》记：“先是，钱文敏公曾语学使彭阁学元瑞，谓先生如昌黎复生，由是阁学亦久知先生。”（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刘德权校《洪亮吉集》附）补试结果是亮吉获一等第三名，自此而后，亮吉终生以钱氏门生自居，对其奖掖之情的感激终身不渝。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看到，曾是状元和阁臣的钱维城，携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优势，对七子的揄扬力度是仅仅官不过五品的蒋和宁无法相比的。毕沅《教经堂集序》云：“近今毗陵钱文敏公以沉博宏丽之才，提倡后学，一时异才辈出，指不胜屈，而七子为最著，惊才绝艳，均齿齐名。”（毕沅《教经堂集序》，见徐书受《教经堂集》，嘉庆五年刻本）可见正是在钱维城的大力推举下，七子方始以群体姿态驰誉于江南文场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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