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 老子也強調『愛民』,當然對於如何做才是愛民,他有着與孔子不同的理解。孔子對於老百姓提倡教化,認為小人學道易使,故而云:『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說明在『民可』的條件下,他還是認同老子順其自然的觀點。老子所處的時代相對於孔子而言要早一些,所以當時的社會問題還只是初露端睨,但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以至於孔子痛心疾首地感嘆:『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實際上這也正是老子所擔心的局面,基於其他對世事的洞見,所以能先知先覺。【老子】一書實際也是老子的警世危言,但是並沒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老子】第十九章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言也,以為文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 在這裏不得提到郭店的簡本【老子】。簡本的文字存在比較大的區別。簡本則云: 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為棄慮,民復季子。三言以為使不足,或命之或呼屬。 視素保朴,少私寡慾。 從『絕智棄辯,民利百倍』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則說明老子的思想出現了極大的流變,在文字上也變得更加極端。這種流變的原因之一,就是社會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的反映。按照普遍的社會規律,社會問題越是嚴重,與之相應的,必然出現針對之的極端觀點。而其社會問題越是輕微,卻恰恰是相對溫和。這是老子思想發生流變的首要原因。 老子思想發生流變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開始出現明顯的分流。在孔子和老子之時,儒家和道家並沒正式形成,也就不出現明顯的學術流派之爭。當儒家和道家形成之時,學術之爭中往往會出現意氣之爭。也就是凡是道家主張的,儒家都反對的,凡是儒家主張的,道家都反對,正所謂黨同伐異。,這是一種極其不好的學術風氣,但其出現在當時是必然的。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在中國思想史上,理論學說和文學作品往往沒有嚴格的區分。所以很多不應該出現思想作品的文學修辭手法和文筆文法,比方說:『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誇張,經常為學者所不注意的互文,『無所不用其極』的溢美,極富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等等。不得不承認,這些並不適合用來進行嚴謹的學術思想的表達,而且其對後世的理解,後人的觀念往往產生了嚴重的影響,有一些只是文字上過於極端的觀點甚至被後人所吸納並付之實踐。有一些嚴重違背事實的極力吹捧往往讓後人信以為真,並盲目迷信。有一些因為文字和文法本身所導致的歧義,往往當然使人奉為真經。我們自然要意識到其的確在後世的歷史上產生過影響這一事實。但在回過頭來,孤立地研究這些思想或作品本身時,從作品問世當時的歷史出發,也要能從常識的角度自身淡化這些色彩和過濾這些內容。 比方說:根據郭店簡本的古文,『絕智棄辨』、『絕巧棄利』、『絕為棄慮』中三個『絕』字均寫作『 』,恰恰是古文『繼』的本字。也就是實際上應該是『繼智棄辨』、『繼巧棄利』、『繼為棄慮』。這兩種觀點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絕』有斷絕,清除的含義,而『繼』則是繼承,保持的含義。這說明【老子】思想在發展的過程也出現了極大的變異。當然在這裏並非解讀簡本的【老子】,所以只是順帶提及,不再繼續展開。下面仍在王弼本的基礎上進行分析。 首先按照【老子】所云,當時社會情況正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春秋戰國時期也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孔子評價齊桓公正而不譎,認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然後在這種肯定背後,卻有着『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子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這樣的更加深重的擔憂。在齊桓公尊王攘夷背後周天子地位的日益動搖,周王朝實力的日益衰落,遇到晉文公這樣『譎而不正』的諸侯,也只有徒嘆奈何。 春秋以來的諸侯爭霸實際是周王朝解體的徵兆,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動盪。而各方諸侯在爭霸過程中為了籠絡人心,往往虛仁假義,色仁行違;為了利益爭奪,往往爾虞我詐,背信棄義;為了攫取財富,往往費盡心機,巧取豪奪。 但是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有着較大的不同。春秋時期社會秩序並沒有完全的崩塌,人們的道德意識和觀念相對來說還不至於蕩然無存。不管是諸侯也好,大夫也好,要實現自己的圖謀,往往還有所顧忌,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他們大多數也不敢過於明目張胆,肆無忌憚,往往要爭取『師出有名』的道義旗號,往往要利用『民心所向』的民意基礎。但是要做到『師出有名』、『民心所向』自然就離不開巧舌如簧的說辭,離不開蠅頭小利的驅使。這種政治風氣必然導致巧偽趨利,巧言令色的社會風氣開始大行其道,導致矯言偽行,計功謀利的思想學說開始層出不窮。 對於這些現象,【老子】也能通過自身的筆觸加以了總結:對於當時的從政之人,他指出: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對於當時為政之道,他指出: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 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這些正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社會發展到春秋時期,由於人們傳統道德觀念開始普遍的淪落,所以孔子才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當人們從對上天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來,自身的意志得以高漲。在這種空前的思想自由面前,一方面固然是人文精神,道德意識的萌起,但更加明顯的卻是為所欲為,物慾橫流。當時的社會一時間,無論上下,還是朝野,自然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天下正如同一鍋沸水,人文精神雖然出現,也不過是其中隨之無力翻騰的菜葉。當人們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滋長,人們的智商得到空前的成熟,另一方面卻是傳統的道德意識全面的崩塌,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老子】的思想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形成的,老子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提出了『絕學無憂,無為而治』的主張,並流露出一種強烈的復返情緒,希望通過『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使人心重返純樸自然,使社會重返和平安定。 所以,他主張『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繼而『恆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對於社會教化,他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認為社會治理的規律是『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進而斷定『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德。』故而,他說:『愛民治國,能無知乎?』自然就在情理之中。然而落實到其具體的政治主張就是『小國寡民』。 【老子】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這個思想中有一些就比較極端了,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和孔子的『信而好古』,老子對於歷史的回溯要比孔子走得更遠。老子希望能夠回歸的不僅僅是基本的理念,世人的觀念,還包括整個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且孔子的『信而好古』着重於找回社會的傳統精神,並立足於當前的社會現實。老子和孔子都推崇三代之治,但是面對當時社會現實所採取的具體立場存在着很大的區別。孔子理想是基於現實的,他說:『吾從周。』而老子則希望直追三代之治。孔子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甚至說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見孔子在面對洶湧的歷史潮流,雖然立足於重拾禮樂的基本精神,但是要現實理性得多,面向未來的態度也更加積極樂觀,並不反對社會秩序合理重構。而老子則不然,雖然遇到的社會問題沒有孔子嚴重,但是他對社會如此發展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則更加明察,故而也顯得要更加消極和偏激,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這種先知先覺的智慧不能為當時的社會所普遍理解,而他這種的小國寡民的主張也的確不適合當時的歷史趨勢。 當然從其『愛民治國』這一提法,也可知其最根本的立場,【老子】提出『小國寡民』是從『愛民治國』的角度出發的。如果認為老子是主張極端的愚民政策,甚至認為其主張復辟奴隸制度,則是言過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