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知識分子在"道""勢"之間的選擇(圖)

孟子

    許紀霖在【智者的尊嚴】中寫到，中國傳統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無它：代聖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經六義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說，中國的作為學統的『道』與作為政統的『勢』從來都不是相對立的，雖然孔子說：『從道不從君』。但說歸說，做卻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於各國君主之間，即為一例；孟子則更甚，宣稱『五百年必有聖人出』，『捨我其誰』。由此可見，在現實的社會中，『道』常常屈從於『勢』。

    在中國傳統社會，由於作為體現『道』的『天』是外在於人的不可目見的終極實體，由此為了現實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將『天道』俗化，並且聲稱『君主』即『天子』。由於先天地認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便不可質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體現，因此，國民對他的屈從成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麼作為它的化身，君主當然無需反省，更談不上懺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統治階級的層級裏，等級越高，意味尤力越放縱無邊、越無從約束。即便是將『法勢術』合為一體的韓非子的學說，也無非是在盡其所能地為權力的放縱無邊進行解釋。君王穿印疤嫣煨械饋鋇耐庖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妨說正是中國傳統的線性特色：從來沒有兩個或多個並立對等的權威或主體，有的只是一層壓一層的等級關係，上層可以無度地傾軋下層，下層卻無法監督約束上層；在這樣一個關係語境中，人人都在為進入這一體系的最上層而相互傾軋，相互吞噬。『學而優則仕』便是最精當的證明。因此，在中國，當『仕』成為知識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選擇時，『道』從於『勢』便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