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視野中的傳教士漢學研究

『早期歐洲來華傳教士與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

近年來，隨著漢學研究的迅速發展，歐洲早期來華傳教士的研究成爲早期海外漢學確立期的一個重點，受到國內外學者的熱切關注，對該期傳教士的多維度研究正在積極展開之中。有籍於此，於2009年9月26日，由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斯洛維尼亞文化與教育協會、盧布爾雅那大學亞非系聯合舉辦了一次題爲『早期歐洲來華傳教士與漢學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斯洛維尼亞、葡萄牙、美國、日本、波蘭、澳門及國內各高校與科研機構的近70名專家學者出席了在北京語言大學召開的此次會議。該日上午，會議舉行了精彩的揭幕儀式，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教授主持了儀式。斯洛維尼亞駐華大使MarjaAdanja女士、斯洛維尼亞文化與教育協會前會長PeterTomazDobrila先生、中國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鄒愛蓮女士分别致辭，預祝會議的圓滿成功。隨後，會上播放了歐盟項目組專爲本次會議製作的傳教士來華的DVD片花。本次研討會主要圍繞兩大議題進行：一是有關斯洛維尼亞傳教士劉松齡以及波蘭、克羅埃西亞等東歐早期來華傳教士的專題討論；二是對歐洲諸國赴華傳教士在華經歷的研究，廣泛涉及傳教士活動的多個方面，並探討了傳教士與漢學之間的關係。

一劉松齡等東歐早期來華傳教士研究
長期以來對傳教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意、法、德、比、葡等西歐傳教士的身上，而這次會議的一個特點則是以長期受到忽視的東歐傳教士爲研究的重心，並爲之設立了專場。在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盧布爾雅那大學亞非語系主任米加（MitjaSaje）教授爲首的海外學者近年來與中國學術界及檔案史料部門積極合作，對斯洛維尼亞來華傳教士劉松齡的生平活動及意義做了具有重大推進性的研究，在此次會議上他們首先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米加教授在主題發言中首先提出要重估劉松齡的歷史地位。儘管劉松齡從1746年開始直到1774年逝世長期擔任欽天監監正，並在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但在漢學研究界卻長期以來沉寂無聞；箇中原因，米加教授認爲：一是劉松齡來自原屬奧匈帝國的Carniolia地區（現屬斯洛維尼亞）。奧匈帝國垮台後，奧方並未重視這一已劃歸他區的歷史人物，直到最近，經斯洛維尼亞學者的牽頭，才使劉松齡在國際漢學界成爲關注的一個新的焦點。斯洛維尼亞漢學界對劉松齡的發見及對之的研究，目的是要恢復與重新確立他的歷史地位，將之置於那些最爲著名的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之後的認同系譜之中。米加教授在發言中廣泛探討了劉松齡與歐洲各國的交往經歷，以此考察作爲一名傳教士居華期間與歐洲方面的聯繫狀況及這些背景對他行爲、思想等的影響。米加考證了劉松齡與作爲自己故鄉的奧地利的聯繫，這包括與其家人及維也納的耶穌會上級之間所保持的經常聯絡，劉松齡最重要的著作【天文觀察】後來也是在維也納出版的。劉松齡與葡萄牙的密切關係可從乾隆十八年他負責接送葡萄牙使節等事件中見出。劉松齡也是聖彼得堡科學院的會員、大英科學院與法蘭西科學院的成員，由此而與這些國家及其研究機構有圖書、信件等方面的交往。通過對這些事件的資料考訂，可以看到當年傳教士雖然身居禁宮，但仍在信息傳遞等方面與歐洲保持著多重的聯繫，這個特殊的通道在當時中西間文化、政治、科技等信息的流通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鞠德源先生曾通過日本人所輯【耶穌會士中國書信集】、清廷內務府檔案、劉松齡墓碑等三條線索，將『Hallerstein』的名字與其中文名『劉松齡』聯繫在一起，由此而開闢了劉松齡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在本次會議上，鞠先生進一步從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探討了劉松齡的科學造詣。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曾親赴斯洛維尼亞考察，並已發表兩篇有關劉松齡研究的文章，他這次提交的論文，更將劉松齡傳教時期的思想經歷置於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上做了細緻、深入的探索。高教授以爲至清中期，由於種種原因，劉松齡已深感傳教的目的難以踐行，雖然傳教士以科技之特長獲得朝廷的重用，但其時中國人對後者的真正熱情也大不如明末，因此科技的傳播事實上也經歷了一個下墜的過程，這也在劉松齡的書信中傳遞出來，從劉松齡的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中西文化交流至清中期以來所陷入的困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吳伯婭研究員專門評述了劉松齡在天文學方面的成就，以爲劉松齡所負責編纂的【儀象考成】，可視爲清朝最重要的天文學著作；他與中外人士一起製作的璣衡撫辰儀，則標誌著中西在科技合作方面所達到的一個新的水準。天津大學的陳瑋從清廷禁教的歷史背景入手介紹了劉松齡在華的活動，以科學家、地圖學家、天文學家、中西聯絡員四種身份對劉松齡的成就進行了界認。因健康原因未能到會的美國學者StanislavJuznic教授也向大會提交了題爲【電流、真空和地圖：關於電流的試驗】的論文，介紹了以劉松齡爲首席專家的北京傳教士進行電流實驗的過程，認爲他們對電磁感應現象的實驗不僅證實了弗蘭克林的理論，而且成爲現代電學理論的先驅。來自同濟大學的周萍萍，作爲StanislavJuznic教授有關劉松齡研究專著的中文譯者，從家庭、學習、到東方旅行、北京數學科學、與歐洲的通信、北京的科技、去世與榮譽等7個方面描述了StanislavJuznic教授關於劉松齡的研究成果。

在有關劉松齡檔案史料的專題討論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韓永福主任介紹了檔案系統對劉松齡的掌握情況，並出示了一份有關劉松齡珍貴歷史檔案的目錄。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屈春海主任則介紹與分析了劉松齡在華檔案的一些具體內容，涉及人事、科技、書畫、對外交往、天文曆法等多個方面。屈春海指出，其中的有些珍貴檔案如傳教士秘密在宮中發展天主教徒的記載在中國國內還非常少見，但羅馬教堂存有此類檔案。故此希望加強中西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進對來華傳教士的研究。中國國家檔案局趙叢主任回顧了中國國家檔案局與斯洛維尼亞國家檔案館的合作歷程，並介紹了有關劉松齡的10份精選檔案在斯洛維尼亞展出時的轟動場面，認爲此類活動大大增進了歐洲對劉松齡的了解。
此外，來自澳門利氏學社的萬德化（ArturK.Wardega）社長和來自克羅埃西亞薩格拉布大學的KresimirJurak博士的發言，分別涉及波蘭與克羅埃西亞早期來華傳教士的情況。萬德化社長評述了早期來華的兩位波蘭傳教士卜彌格與穆尼閣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爲。卜彌格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內容涉及漢語研究、植物學研究、醫學研究、地理、製圖和史學等多方面，此外他的業績還體現在編纂辭書與考證景教碑的身份、在海南島的工作和創作中-拉丁文詩歌等。穆尼閣也編纂了大量的科學著作，如【天步貞原】、【歷學會通】、【比例對數表】、【西洋火器法】等，穆尼閣也是將西方數學中的對數概念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對這些成果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對早期中西交流的切實認識，及不同的傳教士之間科學觀的差異等。鄔若望是很少爲漢學界所注意到的一位克羅埃西亞耶穌會士，因而對之的研究也有特殊的史料價值，KresimirJurak的發言對鄔若望的生平與來華經歷做了細緻的考訂，指出了他在數學與天文學方面具備的豐富學識，遺憾的是在來華後的第二年鄔若望就病逝他鄉，以致未能做出諸如湯若望等的成就。

二傳教士漢語研習與漢語教育研究

來華傳教士爲了達到傳教與交流的目的，自然非常重視中國語言的教學與研究，對這一部分內容的研究近來有令人矚目的進展，也是本次會議討論的一個熱點。

日本關西大學內田慶市教授探討了西方傳教士17、18和19世紀的漢語研究，並整理出了傳教士研究漢語的專著與論文的詳細目錄，將之歸爲三個部分，一是漢學語法研究的專著，二是一些『課本』或稱爲語法教材的著述，三是雜文類（essay）撰述。在此基礎上內田慶市提出系統整理西洋人漢語研究文獻資料庫的設想，並對這個計劃涉及的一些問題做了陳述。從對規律的總結看，內田以爲西方傳教士是以『從周邊看中心』的視角，結合中國語言理論中的『虛實論』和歐洲的『保爾-羅瓦雅爾語法』來發現與歸納出諸多漢語的特徵，如綜合性、具象性、一詞多類、字體不同等等。此外，內田慶市還專門探討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官話的研究及對漢語所做的各種分類，這部分內容對於我們了解明清以來中國人實際使用的語言如官話與鄉言、方言等的情況有很大的啟發。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李真探討了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的漢語研習與漢語教育活動的特點，這些活動包括傳教士們對漢語學習字典的編纂、編寫教材、培養漢語教師等，由此開創漢語語法研究的先河、開啟了漢語拉丁拼音化的進程，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豐富了漢語研究和世界漢語教育史的內容。北外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柳若梅長期從事俄羅斯漢學的研究，她的發言細緻地考察了俄國歷史上第一部漢語語法書【漢文啟蒙】的編撰過程，指出【漢文啟蒙】是在充分地利用中國語言學研究成就，廣泛參考以前來華傳教士和歐洲漢學家撰寫的漢語語法書，並針對俄羅斯學生的特點基礎上編寫而成的，是一部語法體系完備、語言學觀點清晰的原創性語法學著作，由此成爲俄國漢語教學最重要的教材。北京外國語大學楊慧玲的發言涉及的是一個具案，她運用字典考古學的方法對葉尊孝的【漢拉詞典】與馬禮遜的【漢英詞典】兩部辭書的優缺點進行了考辨,指出了兩者之間的承襲與創新關係。楊慧玲以爲，葉尊孝的【漢字西譯】初步嘗試中西雜糅,既有部首排序的詞典,也有音序詞典。而馬禮遜則更進一步,他的【五車韻府】收字數量多,而且通過漢字檢索表實現了部首、注音檢索兩種方式的有效結合。此外,馬禮遜的英文注音也相當完備,成爲漢字拉丁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北京語言大學的任筱萌探討了義大利虔勞會傳教士馬國賢在漢語教育方面的貢獻。1723年馬國賢帶著4個中國學生回國，於1732年創辦了那不勒斯中國學院，從而使這所學院成爲最早的中國人留學中心。
北京外國語大學羅瑩博士以傳教士殷鐸澤對【中庸】中『道』的拉丁文翻譯爲個案探討了殷鐸澤的翻譯策略。殷鐸澤在對中國儒家經典【中庸】的翻譯過程中出現很多『歸化』現象，在其中體現出了譯者所受到的托馬斯·阿奎那思想、耶穌會受訓、當時的道德觀與民族氣質等的影響。他的創造性誤讀成爲西方受眾引發聯想的語言手段，這是一個文化接受、消化、過濾與對話的過程，爲我們研究中西文化的差異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來自義大利的尚文（MeloniGiorgio）博士的發言具有獨特的視角，他認爲傳教士來華學習漢語只是他們學習語言的一個方面，同時，因爲清廷統治者是滿族人，爲了更好地適應與利用這一特殊環境，傳教士中的許多人也學習與研究滿語，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比如南懷仁、錢德明等著名傳教士都曾編纂過滿文語法書。有時因爲掌握漢語比較困難，而滿語對歐洲人來說相對好學一點，因此他們許多人就會先學習滿語，再去學習中文。尚文用史料證明了，西學方面的書籍有許多是先被翻譯爲滿文再譯成漢語的，中國的書籍也有不少是先被翻譯爲滿文再譯成西方文字的。因此，我們不能忽視滿文在中西文化早期互動中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

三對傳教士文藝制器與傳教活動等的研究

在傳教士研習漢語、創辦漢語教育之外，他們的文藝創作、科技製作、傳教活動等也在會上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廣泛興趣。

在傳教士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方面，北京語言大學的段江麗教授以【儒交信】爲中心深入探討了早期來華傳教士的小說創作。她通過對基督教傳教士小說與天主教傳教士小說的區分與界定，認爲成書於1699-1763年期間的【儒交信】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傳教士小說，比學界認可的『第一部傳教士小說』【張遠兩友相忘】早了百年左右。繼而，段教授從文化史與文學史兩方面指出了【儒交信】的研究意義。從文化史角度看，【儒交信】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是耶穌會士所提倡的文化適應政策的典型個案；從文學史角度看，對【儒交信】之類小說的研究既可以爲傳教士活動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又可拓展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領域。
在制器與藝技等研究方面，長期從事清廷畫家郎世寧研究的故宮博物院聶崇正研究員通過演示郎氏所繪【聚瑞圖】、【嵩獻英芝圖】、【百駿圖】、【弘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戰圖】諸圖，分析了郎世寧融中西技法於一體，從而形成的精細逼真效果的新畫風，其後的清廷繪畫有很大的影響。故宮博物院宮廷部關雪玲研究員則專門介紹了傳教士在清宮中製作與維修鐘錶的科技活動，對傳教士所製作的『寫字人鍾』做了重點分析。『寫字人鍾』因鐘錶構造中有一能寫字的機械玩偶而得名，寫字機械人爲歐洲紳士模樣，啟動開關，寫字人便在面前的紙上寫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寫字人鍾』既體現出歐洲傳教士鐘錶技藝的精湛絕倫，也顯現了他們融通中國文化的主動意識。對傳教士墓碑的研究是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明曉艷研究員的專長，她此次的發言即圍繞此話題進行。她提出了如何從墓碑紋飾與碑文兩方面來斷定墓主身份與其在清廷中的地位的問題，並重點分析了葬於正福寺墓地的王致誠、錢德明兩位傳教士的墓碑情況。
與會學者們也通過傳教士事例的分析，探討了不同文化之間接觸與交往的一些內在要求與特點，這尤其體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沈定平研究員與美國加爾文學院SusanFelch教授的發言中。沈定平梳理了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在幾個階段的傳教路線，藉此而發現傳教士傳教的成功往往都是得益於『尊儒』、尊重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而其失敗則在於一意孤行，企圖以西化中。由此得出在中西文化交往中需要彼此平等對待對方的文化傳統，和平共存，各取所需，而不是作單方面強行輸入的結論。美國加爾文學院SusanFelch教授的發言探討了基督教異域傳教的主張及實踐可能性。在她看來，傳教的經驗是由基督教信仰核心的『雙向轉化』觀念所規定的。所謂雙向轉化，即基督教經過轉化進入不同的文化背景時，會顯露出新的內容與特徵，與之同時，該文化的一部分也會被移植進這一信仰之中並有新的塑造。當然，雙向轉化並非易事，期間會伴隨諸多的矛盾與衝突，如持續了數十年之久的發生在中國的『禮儀之爭』，這也說明了當基督精神融入每種文化之中時，也會因他文化而發生某種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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