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传教士汉学研究

“早期欧洲来华传教士与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近年来，随着汉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欧洲早期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成为早期海外汉学确立期的一个重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对该期传教士的多维度研究正在积极展开之中。有籍于此，于2009年9月26日，由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斯洛文尼亚文化与教育协会、卢布尔雅那大学亚非系联合举办了一次题为“早期欧洲来华传教士与汉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斯洛文尼亚、葡萄牙、美国、日本、波兰、澳门及国内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此次会议。该日上午，会议举行了精彩的揭幕仪式，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黄卓越教授主持了仪式。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MarjaAdanja女士、斯洛文尼亚文化与教育协会前会长PeterTomazDobrila先生、中国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邹爱莲女士分别致辞，预祝会议的圆满成功。随后，会上播放了欧盟项目组专为本次会议制作的传教士来华的DVD片花。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两大议题进行：一是有关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以及波兰、克罗地亚等东欧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专题讨论；二是对欧洲诸国赴华传教士在华经历的研究，广泛涉及传教士活动的多个方面，并探讨了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关系。

一刘松龄等东欧早期来华传教士研究
长期以来对传教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法、德、比、葡等西欧传教士的身上，而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则是以长期受到忽视的东欧传教士为研究的重心，并为之设立了专场。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卢布尔雅那大学亚非语系主任米加（MitjaSaje）教授为首的海外学者近年来与中国学术界及档案史料部门积极合作，对斯洛文尼亚来华传教士刘松龄的生平活动及意义做了具有重大推进性的研究，在此次会议上他们首先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米加教授在主题发言中首先提出要重估刘松龄的历史地位。尽管刘松龄从1746年开始直到1774年逝世长期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但在汉学研究界却长期以来沉寂无闻；个中原因，米加教授认为：一是刘松龄来自原属奥匈帝国的Carniolia地区（现属斯洛文尼亚）。奥匈帝国垮台后，奥方并未重视这一已划归他区的历史人物，直到最近，经斯洛文尼亚学者的牵头，才使刘松龄在国际汉学界成为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斯洛文尼亚汉学界对刘松龄的发见及对之的研究，目的是要恢复与重新确立他的历史地位，将之置于那些最为著名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之后的认同系谱之中。米加教授在发言中广泛探讨了刘松龄与欧洲各国的交往经历，以此考察作为一名传教士居华期间与欧洲方面的联系状况及这些背景对他行为、思想等的影响。米加考证了刘松龄与作为自己故乡的奥地利的联系，这包括与其家人及维也纳的耶稣会上级之间所保持的经常联络，刘松龄最重要的著作《天文观察》后来也是在维也纳出版的。刘松龄与葡萄牙的密切关系可从乾隆十八年他负责接送葡萄牙使节等事件中见出。刘松龄也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会员、大英科学院与法兰西科学院的成员，由此而与这些国家及其研究机构有图书、信件等方面的交往。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资料考订，可以看到当年传教士虽然身居禁宫，但仍在信息传递等方面与欧洲保持着多重的联系，这个特殊的通道在当时中西间文化、政治、科技等信息的流通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鞠德源先生曾通过日本人所辑《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清廷内务府档案、刘松龄墓碑等三条线索，将“Hallerstein”的名字与其中文名“刘松龄”联系在一起，由此而开辟了刘松龄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本次会议上，鞠先生进一步从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探讨了刘松龄的科学造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曾亲赴斯洛文尼亚考察，并已发表两篇有关刘松龄研究的文章，他这次提交的论文，更将刘松龄传教时期的思想经历置于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上做了细致、深入的探索。高教授以为至清中期，由于种种原因，刘松龄已深感传教的目的难以践行，虽然传教士以科技之特长获得朝廷的重用，但其时中国人对后者的真正热情也大不如明末，因此科技的传播事实上也经历了一个下坠的过程，这也在刘松龄的书信中传递出来，从刘松龄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中西文化交流至清中期以来所陷入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伯娅研究员专门评述了刘松龄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以为刘松龄所负责编纂的《仪象考成》，可视为清朝最重要的天文学著作；他与中外人士一起制作的玑衡抚辰仪，则标志着中西在科技合作方面所达到的一个新的水准。天津大学的陈玮从清廷禁教的历史背景入手介绍了刘松龄在华的活动，以科学家、地图学家、天文学家、中西联络员四种身份对刘松龄的成就进行了界认。因健康原因未能到会的美国学者StanislavJuznic教授也向大会提交了题为《电流、真空和地图：关于电流的试验》的论文，介绍了以刘松龄为首席专家的北京传教士进行电流实验的过程，认为他们对电磁感应现象的实验不仅证实了弗兰克林的理论，而且成为现代电学理论的先驱。来自同济大学的周萍萍，作为StanislavJuznic教授有关刘松龄研究专著的中文译者，从家庭、学习、到东方旅行、北京数学科学、与欧洲的通信、北京的科技、去世与荣誉等7个方面描述了StanislavJuznic教授关于刘松龄的研究成果。

在有关刘松龄档案史料的专题讨论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韩永福主任介绍了档案系统对刘松龄的掌握情况，并出示了一份有关刘松龄珍贵历史档案的目录。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屈春海主任则介绍与分析了刘松龄在华档案的一些具体内容，涉及人事、科技、书画、对外交往、天文历法等多个方面。屈春海指出，其中的有些珍贵档案如传教士秘密在宫中发展天主教徒的记载在中国国内还非常少见，但罗马教堂存有此类档案。故此希望加强中西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国家档案局赵丛主任回顾了中国国家档案局与斯洛文尼亚国家档案馆的合作历程，并介绍了有关刘松龄的10份精选档案在斯洛文尼亚展出时的轰动场面，认为此类活动大大增进了欧洲对刘松龄的了解。
此外，来自澳门利氏学社的万德化（ArturK.Wardega）社长和来自克罗地亚萨格拉布大学的KresimirJurak博士的发言，分别涉及波兰与克罗地亚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情况。万德化社长评述了早期来华的两位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与穆尼阁在中西交流中的作为。卜弥格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内容涉及汉语研究、植物学研究、医学研究、地理、制图和史学等多方面，此外他的业绩还体现在编纂辞书与考证景教碑的身份、在海南岛的工作和创作中-拉丁文诗歌等。穆尼阁也编纂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如《天步贞原》、《历学会通》、《比例对数表》、《西洋火器法》等，穆尼阁也是将西方数学中的对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对这些成果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早期中西交流的切实认识，及不同的传教士之间科学观的差异等。邬若望是很少为汉学界所注意到的一位克罗地亚耶稣会士，因而对之的研究也有特殊的史料价值，KresimirJurak的发言对邬若望的生平与来华经历做了细致的考订，指出了他在数学与天文学方面具备的丰富学识，遗憾的是在来华后的第二年邬若望就病逝他乡，以致未能做出诸如汤若望等的成就。

二传教士汉语研习与汉语教育研究

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与交流的目的，自然非常重视中国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近来有令人瞩目的进展，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

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探讨了西方传教士17、18和19世纪的汉语研究，并整理出了传教士研究汉语的专著与论文的详细目录，将之归为三个部分，一是汉学语法研究的专著，二是一些“课本”或称为语法教材的著述，三是杂文类（essay）撰述。在此基础上内田庆市提出系统整理西洋人汉语研究文献资料库的设想，并对这个计划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陈述。从对规律的总结看，内田以为西方传教士是以“从周边看中心”的视角，结合中国语言理论中的“虚实论”和欧洲的“保尔-罗瓦雅尔语法”来发现与归纳出诸多汉语的特征，如综合性、具象性、一词多类、字体不同等等。此外，内田庆市还专门探讨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官话的研究及对汉语所做的各种分类，这部分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以来中国人实际使用的语言如官话与乡言、方言等的情况有很大的启发。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李真探讨了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习与汉语教育活动的特点，这些活动包括传教士们对汉语学习字典的编纂、编写教材、培养汉语教师等，由此开创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开启了汉语拉丁拼音化的进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汉语研究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内容。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柳若梅长期从事俄罗斯汉学的研究，她的发言细致地考察了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的编撰过程，指出《汉文启蒙》是在充分地利用中国语言学研究成就，广泛参考以前来华传教士和欧洲汉学家撰写的汉语语法书，并针对俄罗斯学生的特点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是一部语法体系完备、语言学观点清晰的原创性语法学著作，由此成为俄国汉语教学最重要的教材。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慧玲的发言涉及的是一个具案，她运用字典考古学的方法对叶尊孝的《汉拉词典》与马礼逊的《汉英词典》两部辞书的优缺点进行了考辨,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承袭与创新关系。杨慧玲以为，叶尊孝的《汉字西译》初步尝试中西杂糅,既有部首排序的词典,也有音序词典。而马礼逊则更进一步,他的《五车韵府》收字数量多,而且通过汉字检索表实现了部首、注音检索两种方式的有效结合。此外,马礼逊的英文注音也相当完备,成为汉字拉丁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北京语言大学的任筱萌探讨了意大利虔劳会传教士马国贤在汉语教育方面的贡献。1723年马国贤带着4个中国学生回国，于1732年创办了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从而使这所学院成为最早的中国人留学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罗莹博士以传教士殷铎泽对《中庸》中“道”的拉丁文翻译为个案探讨了殷铎泽的翻译策略。殷铎泽在对中国儒家经典《中庸》的翻译过程中出现很多“归化”现象，在其中体现出了译者所受到的托马斯·阿奎那思想、耶稣会受训、当时的道德观与民族气质等的影响。他的创造性误读成为西方受众引发联想的语言手段，这是一个文化接受、消化、过滤与对话的过程，为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来自意大利的尚文（MeloniGiorgio）博士的发言具有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传教士来华学习汉语只是他们学习语言的一个方面，同时，因为清廷统治者是满族人，为了更好地适应与利用这一特殊环境，传教士中的许多人也学习与研究满语，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比如南怀仁、钱德明等著名传教士都曾编纂过满文语法书。有时因为掌握汉语比较困难，而满语对欧洲人来说相对好学一点，因此他们许多人就会先学习满语，再去学习中文。尚文用史料证明了，西学方面的书籍有许多是先被翻译为满文再译成汉语的，中国的书籍也有不少是先被翻译为满文再译成西方文字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满文在中西文化早期互动中所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

三对传教士文艺制器与传教活动等的研究

在传教士研习汉语、创办汉语教育之外，他们的文艺创作、科技制作、传教活动等也在会上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

在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方面，北京语言大学的段江丽教授以《儒交信》为中心深入探讨了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小说创作。她通过对基督教传教士小说与天主教传教士小说的区分与界定，认为成书于1699-1763年期间的《儒交信》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传教士小说，比学界认可的“第一部传教士小说”《张远两友相忘》早了百年左右。继而，段教授从文化史与文学史两方面指出了《儒交信》的研究意义。从文化史角度看，《儒交信》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耶稣会士所提倡的文化适应政策的典型个案；从文学史角度看，对《儒交信》之类小说的研究既可以为传教士活动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又可拓展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
在制器与艺技等研究方面，长期从事清廷画家郎世宁研究的故宫博物院聂崇正研究员通过演示郎氏所绘《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诸图，分析了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从而形成的精细逼真效果的新画风，其后的清廷绘画有很大的影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关雪玲研究员则专门介绍了传教士在清宫中制作与维修钟表的科技活动，对传教士所制作的“写字人钟”做了重点分析。“写字人钟”因钟表构造中有一能写字的机械玩偶而得名，写字机械人为欧洲绅士模样，启动开关，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写字人钟”既体现出欧洲传教士钟表技艺的精湛绝伦，也显现了他们融通中国文化的主动意识。对传教士墓碑的研究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明晓艳研究员的专长，她此次的发言即围绕此话题进行。她提出了如何从墓碑纹饰与碑文两方面来断定墓主身份与其在清廷中的地位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了葬于正福寺墓地的王致诚、钱德明两位传教士的墓碑情况。
与会学者们也通过传教士事例的分析，探讨了不同文化之间接触与交往的一些内在要求与特点，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定平研究员与美国加尔文学院SusanFelch教授的发言中。沈定平梳理了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在几个阶段的传教路线，借此而发现传教士传教的成功往往都是得益于“尊儒”、尊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其失败则在于一意孤行，企图以西化中。由此得出在中西文化交往中需要彼此平等对待对方的文化传统，和平共存，各取所需，而不是作单方面强行输入的结论。美国加尔文学院SusanFelch教授的发言探讨了基督教异域传教的主张及实践可能性。在她看来，传教的经验是由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双向转化”观念所规定的。所谓双向转化，即基督教经过转化进入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会显露出新的内容与特征，与之同时，该文化的一部分也会被移植进这一信仰之中并有新的塑造。当然，双向转化并非易事，期间会伴随诸多的矛盾与冲突，如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这也说明了当基督精神融入每种文化之中时，也会因他文化而发生某种转化。

此次“早期欧洲来华传教士与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