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軍】內部『語言』模式的運用及其突破

內部『語言』模式的運用及其突破
——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中的『詩學』及其批評
韓軍 湯文輝*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廣西師大出版社，廣西，桂林，514004）
摘要：宇文所安立足於詩歌文本形式分析，建立了他在唐詩史研究中的內部『語言』模式，並以此提供了一種新的整體理解唐詩史的方式。不過，在他把『語言』作為理解唐詩史基本結構的同時，也面臨着『語言』與文化主體、與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之間內部與外部、抽象與具體、方法與對象等諸種關係的矛盾，這除了有把中國詩歌文本客體化、對象化之後所帶來的偏頗，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了他對唐代詩學理論本身的看待，以及對於詩歌文本的選擇和闡釋。宇文所安的成績及問題說明，文學史研究應在形式分析、歷史文化意識以及詩學觀念的融合中，進入到更為恰切合理的學術探討之中。
關鍵詞：『語言』 抽象性 歷史文化意識 詩學觀念
Practice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Inner 『Language』 Mode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form of poetry text, Stephen Owen founded an inner 『language』 mode in the studies of Tang poetry, and by which he provided a new unitary way to comprehend the Tang poetry. Whereas when he regarded 『language』 as the basic structure for the comprehension of Tang poetry」 history, he necessarily faced some difficulties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anguage』 mod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historical-cultural context. Both Stephen Owen」 achievements and questions represent that, the study about history of literature should be advanced in a amalgamation of formal analysis, histori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poetics.
Keyword: 『language』; abstract; poetics concepts; historical-cultural consciousness
宇文所安受中國學界的關注，首先來自於他的唐詩史研究。從【初唐詩】、【盛唐詩】再到【中國『中世紀』的終結】，已然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系列。對於這幾本書，國內學界已經給予了廣泛的關注以至讚譽，如傅璇琮在【初唐詩·序】就指出，在過去很長的時期中，初唐詩研究在中國學界是一個極為薄弱的環節，宇文氏作於1977年的這本著作，可以說在初唐詩演進規律的探討上是先於中國學者作出了貢獻。更進一步，他對盛唐詩的論述也與此相關聯，他以『京城詩』對盛唐詩人所做的有趣分類也是直承初唐『宮體詩』而來，如把張說、張九齡、王維作為「京城詩人」，把孟浩然等作為「非京城詩人」，把王昌齡、高適、岑參作為處於兩者之間的詩人，「京城詩人」多用律體，「非京城詩人」多用古體等等。[1](3-5)蔣寅對於宇文氏唐詩史研究的核心觀點也曾予以清晰的梳理，他說按照宇文所安的描述，初唐詩就是以宮廷詩及其對立面——脫離宮廷詩——陳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宮廷詩——張說及過渡到盛唐這一過程展開的，宮廷乃是藝術趣味和藝術法則的中心，它在宮廷詩人和外部詩人之間設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盛唐詩由一種我們稱之為「京城詩」的現象所主宰，這是上一世紀宮廷詩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詩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但它卻具有驚人的牢固、一致、持續的文學標準。京城詩涉及京城上流社會所創作和欣賞的社交詩和應景詩的各種準則』，這些準則包括與交際對象的社會地位相聯繫的文體等級和相應的辭令風格。正是在這一平台上，宇文所安從京城詩的四種社會背景（宮廷、王府、權臣、朋輩）出發，展開了對盛唐詩由無聲的變革到全過程的分析。[2](67-73)可以說，『宮體詩』和『京城詩』作為宇文氏建構唐詩史的核心，也正是區別於傳統唐詩史認識的所在，其新穎獨到以及圍繞於此的細緻文本分析都不乏啟發和借鑑的價值。不過在此之下，也需要注意到宇文氏此後有意擺脫『史』的框架的學術理路變化，用他的話說，那就是『文學史』方式還存在着某些層面的不足，詩歌文本也還有不能為『文學史』所解釋的層面。這種『文學史』與『詩歌文本』之間的出入究竟如何，宇文氏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解釋，但是作為他唐詩史研究及學術理路的整體把握來說，則有對此加以釐清的必要。再者，他有關『京城詩』的看法也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爭論，這主要是因為『京城詩』所帶有的『慣例和標準』性質，在文本解析的具體性之外，事實上具有『內部的』和『抽象的』詩學建構的特點[3](39)，作為詩學建構也需要面對合理性的考量。只有明確了這些問題，也才能真正達成某種有效的借鑑，並使之更為深刻地返回到我們自身的研究中。
一、內部『語言』模式的建立及其運用
【初唐詩】後面附錄了【宮廷詩的『語法』】一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宇文氏唐詩研究中的『內部』『抽象』所在。他在文中指出：
宮廷詩的各種慣例、標準及法則組成了一個狹小的符號系統。這些可違犯的法則後來形成盛唐詩的基本『語言』。本書自始至終把宮廷詩作為一種『語言』來處理，試圖從它的豐富多樣的『言語』——個別的詩篇重建這一系統。閱讀詩歌必須懂得它的『語言』，不僅指詩歌與其他口頭的、書面的形式共用的廣義語言，而且指它的結構語言。[4](323)
也就是說，『宮廷詩』之所以被宇文所安視為初唐詩（至盛唐則延續為『京城詩』）某種帶有共性的文體，就在於『宮廷詩』能夠為他提供建構這兩個階段詩歌的基本『語言』，而這種認識反過來也同時說明了他研究上的方法論背景。『語言』與『言語』的區分，來自於索緒爾的整體語言學，索緒爾不滿於以往語言學研究中語法、語文學，以及比較語言學等方法，認為這些都不能抽象出語言的一般特徵，於是從共時性考察出發，索緒爾對語言作出了包括『言語/語言』在內的一系列區分，以探求整體語言（language）的構成規律。在他看來，『言語』（parole）是個體的，『語言』（language）是約定俗成的社會整體的，個體的『言語』必須憑藉整體的『語言』才能達成其群體的交流功能[5](32)，語言學的任務也就是來發掘這一深隱在紛繁言語下的語言。借用語言學的這一區分，至少可以說明宇文氏唐詩史研究中或多或少的結構主義色彩，而且也就在文章最後，他還專門就『宮廷詩』與結構主義熟用的國際象棋類比進行了比較。不過，詩歌研究特別是詩歌史研究，畢竟不同於語言學研究，運用橫向的語法來研究縱向之史，還要面對歷史文化及詩人個體各種複雜的層面。他也意識到，他能夠抽象出的『宮廷詩』的『語言』，也只適用於構建初唐之文本詩學範疇，與結構主義式的國際象棋規則不同，詩歌必然要『繼續發明越來越多的法則，直至形式的可能性幾乎耗盡。結果導致七世紀後半葉、八世紀開頭幾十年的「語言」擴充，逐漸破壞限制法則，最終將其打破。到了八世紀中期，「語言」和詩篇的「言語」在所關注的目標上達到了平衡。』[6](326)由此，他就為我們建立了一個把握唐詩史動態發展的深層語言模式，不過，回到前面的問題，『詩學』和『文本』之間的出入究竟如何？這也就需要對他所勾勒出的『語言』作出必要的分析。
按照宇文氏的研究，『宮廷詩』的形式起源於二至三世紀的詩歌，到了七世紀後期，它被普遍地格式化於律詩中，並繼續在大部分古代詩歌中起主導作用，依照這一認識來看，他之宮廷詩研究並不缺乏必要的歷史意識，只是注意的焦點集中於詩歌文本的內部系統，是將研究中文體的相似性或關聯性作為了『史』的深層結構，並由此對於詩歌語言形式作出了細緻深入的系統化的語法分析。他將古典語言標準詩與宮廷詩的措詞標準相區別，突出了隱晦用語、曲折句法、含蓄語義及形象化語言幾種特定程式，並將此一時期大部分中國詩篇的基本模式描述為『三部式』，即由主題、描寫式的展開和反應構成某種『位置語法』，在【宮廷詩的『語法』】一文中他又加上『題目』，構成了他語法研究的四個部分。應該承認，宇文所安對於『宮廷詩語法』每部分的結構性功能都有獨到的分析，即如，題目指向題材，形成期待；三部式也是根據漢語的句式構成：主題加上闡釋，二者又一起形成第二闡釋的主題，闡釋對主題的邏輯關係通常又是隱含的；在詩歌結構的宏觀語言方面，這一主題—闡釋結構基本是向後看的；這樣，主題本身只是伴隨的，比闡釋還次要等等[7](8-10)，這些也都能夠對於詩歌語言的結構性功能作出有力的說明。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種『語言』的敏感，有他特定的學術背景，一方面，他所根植的西方學術傳統中，自英美新批評直至解構主義，都強調對於語言有深入細緻的分析；再者，跨語際語境下的文化與文學交流，最根本的層面也在語言，而且由於語境的差異，交流過程中還經常會折射出原始語境下不曾意識到的問題，譬如中國詩歌傳統中對於前代詩歌的學習，他即能從其中發現語言分析中的前後關聯性要素[8](57)，也正是在這種看待中，宇文氏建立了他之唐詩研究的『語言』系統以及分析方法。
客觀地說，宇文氏的這種語法分析確實有助於我們更細緻的來把握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特徵，就像他對對偶的分析，極為細膩，『對偶對中國詩歌的語言有兩個最重要的貢獻：其一是使句法實驗成為可能，其二是使詞類轉換便利，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使役動詞、形容詞、副詞、名詞等都可以根據它們在句子中的位置而自由轉換詞類，這是中國文學語言的奇特現象。』這種深入細緻的形式分析在他的唐詩研究中的體現，也正映現出以往文學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再者，按照他的看法，『詩歌的代不是歷史的統一體，而是一種聯繫，不能單純地按編年方式來界定』[9](191)，在『語言』關聯的層面上也為我們精心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唐詩史的整體理解方式，不同詩人的藝術創造圍繞着這一『語言』的完善、融合新的語言法則、以及突破限制等諸多層面上得到細緻的剖分，共同呈現出詩歌史內在、連續的面目。在他的視野下，傳統唐詩史研究中諸多不為人所注意的詩人，以及某些被『權威觀念』所壓制的語言形式（如『宮廷詩』）得以發掘，籠罩在盛唐神話上的諸多問題，如把時代等同於大家名家、視時代風格為統一的實體以及切斷其內在的發展歷程等等得以某種程度的重新看待，在『語言』的聯繫中，詩歌史也被重構為那種自主的、多側面的的形式樣態。再次，宇文所安以敏銳的語言感受力而展開的文本細讀，也為詩人藝術風格的把握提供了相對更為可靠的語言形式的基礎，相對於那種印象式感悟式的評點，這也構成了藝術風格在批評的視野下加以認識的可能，在這一點上，宇文氏以他那些客觀而嚴肅的討論已經受到了廣泛的稱道。
但是，他所說的文學史某些層面的不足也正體現在這個『語言』的模式中，細加分析，輒不難發現他建構的這一『語言』模式的含混之處。
首先，作為這個抽象的『語言』模式，如他所說，是根據漢語的句式而得以構成，這就使之具有了普遍的詩學觀照意義，而不是被限定於某一狹窄的文體範圍或歷史階段之內，雖然說這一『語言』最好的體現就是律詩；其次，這一『語言』模式所具有的抽象性質，事實上並不必然地要被限定在『宮廷詩』的範圍之內，只是由於這裏的研究加上了『史』的色彩，其抽象也沒有離開特定的歷史階段，因此這裏的『語言』又有了相應的限定，即把『語法』和那種精工富麗的『修辭』聯繫起來，否則就可能陷入普泛化的危險；再次，作為『史』的考察的具體性和動態性，這一『語言』必然還要結合『歷史』、『場域』（即『宮廷』以及後來的『京城』）的區分，這樣才能對於不同詩人的不同藝術風格有所把握。這種糾纏於『抽象』與『具體』之間的複雜性，恰恰凸顯了宇文所安力圖為唐詩史研究提供某種具有決定性的語言結構時所面對的困難。其中的原因不難解釋，在宇文所安把『語言』作為了理解唐詩史的基本結構的同時，已經體現了傑姆遜所說的那種『把語言模式置於首位』[10](3)的結構主義特點。而對於中國古代的詩人們來說，他們不僅僅生活於一個詩歌文本的傳統中，同時還要借用詩歌文本來呈現其個體在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的生活與生命體驗，即使作為語言慣例的學習來說，未始沒有情景相生的新意，如楊柳之在【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唐王昌齡詩云：『忽見陌頭楊柳色』，宋柳永詞：『楊柳岸曉風殘月』，楊柳雖經歷代歌詠，但並不妨礙光景之常新。而作為我們的閱讀來說，如果我們不是按照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學史】一文中的看法，把觀念、物質、歷史、及文化等因素視為是某種過濾的機制，那麼，這些因素恰恰為詩歌文本提供了其基本的可以辨識的歷史屬性。更何況，就宇文所安自身的唐詩研究來說，他也沒有把『語言』視為是確定不變的，『語言』同樣也要被置於歷史的過程之中，而且對於具體詩人具體文本的分析，也往往要超出這一『語言』的層面，而進入到他們更為複雜的歷史存在之中。
二、『文本化』的闡釋立場及其偏頗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宇文氏在此後的研究中，放棄了這種總體的抽象性，着力突出了那種文本化的具體抽象性，並認定以文本為核心可以拓立一個中國詩學的『詮釋』傳統，『西方有詮釋學，而中國只有文本，而中國之所謂「詮釋傳統」必須通過一手本文（詩）來呈現』[11](446-447)。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他在具體抽象性中所討論的問題，如身份、欲望、主體性等，依然沒有離開西方學術話語的範疇。對此，朱耀偉從宇文所安作為漢學家的身份焦慮入手，指出『他認為拓立中國詮釋傳統之必要時，無非為了將自己「參與」那個傳統的行為變得合法』，並對其深層論述邏輯進行了清理：首先，宇文所安通過宣稱中、西之間，以至傳統與現代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從而使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面對不能重構中國詩學的困境；在此前提下，漢學家就合法地擔起了導遊的使命，因為他們掌握着更為精熟的論述技術，而通過宣稱『每篇文本都預期本身的詮釋』，他之閱讀也就具有了呈現中國詩學文本所隱含的詮釋規則的功能；不過，這一論述顯現的不過是宇文所安『在漢學論述機制的生產機制中所佔的特有閱讀位置』，這個地位是優越的，『他有權決定什麼可以「歪曲」（如西方批評術語）中國論述而將之邊緣化，又有權決定什麼可以通過他的閱讀而自我呈現。其中的合法性完全在於他身在西方論述機制的漢學「疇畛」（field）中的專有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文本化』本身也與西方學術論述機制把中國『神秘化』『實質化』的諸種做法一脈相承，在某些情境下，中國詩歌文本往往也只是作為了西方學術話語的背景而存在，因為他知道什麼背景可以吸引西方讀者，什麼論述可以符合論述生產機制的需求。[12](156)這些自然都是深刻之論，也可以提醒我們要對宇文所安的研究保持足夠的警惕和批評意識。不過又如朱耀偉所說，我們當下的詩學研究有時又不得不藉助於宇文所安的這雙眼睛，那還是需要對於宇文所安究竟看到了什麼有細緻的分析，而這也就要求回到基本的詩學範圍作具體深入的分析，以判定宇文氏研究中所可能具有的某些偏頗之處。
首先，宇文所安在以『語言』的關注提供了唐詩史中『另一種沒有被意識到的可能性』的同時，還試圖以這種『語言』來涵攝唐代的詩學理論，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免忽視了這些詩學主張本身與唐詩創作某些層面的關聯。以他所說的『對立詩學』而論，『宮廷詩』與『復古』理論被分別描述為兩種對於詩體的不同要求，這不免有以二元對立意識來使之服從建構深層語法需要的嫌疑，況且他也沒有對於復古理論的語法做出有如『宮廷詩』之『三部式』那樣的具體分析。即使就『復古』來看，唐代之『復古』也因為歷史語境的變遷，而與隋代的那種矯枉過正式的主張有了質的不同。以陳子昂的【修竹篇序】為例，他力主矯正六朝以來浮靡淫麗的詩風，而倡導恢復『風骨』、『興寄』的傳統，並非是就某種『語言』的對立意義上而言說的，而是要求重新賦予語言表達以深沉的歷史人文意識以及勁健的個體情志，以將詩歌導向闊大高遠境界的追求，這一點與『語言』的完成並不相悖，甚至可能是在唐詩史的發展中相互促動，並超越語言層面的。在這個意義上，『復古』理論的意義絕不僅僅限於與『宮廷詩』構成某種語言的二元對立關係，它在文化意識的貫通上也能為唐詩的發展提供更多層面的說明。而忽視這一層面，或者將其詩學主張等同於待分析的詩歌文本，則有可能抽空具體歷史語境中文人們詩學言說的合法性，這種做法在宇文所安此後的研究中還有體現，【中國文論：英譯及評論】開宗明義，就是一大段抽象的將詩學觀念視為某種社會控制機制的論述，只是我們的研究尚沒有對此予以足夠的注意。
再者，借用宇文所安自己的說法，他在運用『語言』對唐詩史加以研究的同時，未始不存在對於詩歌文本的過濾現象，也就是說，這其中某些篇章可能是利於展開語言分析的，而有些篇章則可能被有意的忽略，從中所透露出的正是其文本『細讀』方式的某些不足。從英美『新批評』的『細讀』傳統來看，出於對詩歌語言之豐富性與複雜性的強調，詩歌語言中諸如含混、悖論、張力、歧義等現象往往受到格外的關注和精細的分析，以下直至解構主義，也由對於語言學中一系列二元區分概念的運用，突出了語言現象的複雜性。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中的詩歌文本選擇，可以說也正具有這樣的特點，適合文本分析的特別是能夠體現『三部式』結構的篇章得到細緻的討論，而諸如王維、孟浩然、李白等那些樸素自然的語言近乎透明的詩篇以及我們所習見的詩歌『境界』的討論則少見蹤影，這在深層又折射出中、西詩學理論的某些差異。相對於西方之語言作為存在家園或牢籠的認識，中國詩學傳統中素來有超越語言的訴求，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特別是詩詞創作，總是試圖追求語言之外的東西。所謂『味』、『韻』、『神』、『妙』、『趣』、『意思』之類的詞語所指涉的都不是明確的事物或意義，而是一種活生生地感受和體驗。[13](166-167)這一點呈現在詩歌文本中，也就有了渾化無跡純任天然的諸種表達，這些顯然是很難運用語言分析的方式來加以理解的。宇文所安對於這樣的詩篇，在後來的研究中也找到了理解的視點，那就是運用質樸/偽飾、顯現/遮蔽、簡單/複雜等二元對立模式來展開話語式的分析，魏晉時期的陶淵明正是最好的個案。在宇文所安看來，陶淵明那種素樸自然的語言風格中，深層地隱藏着某種不自然的『自傳』欲望，如他所分析的，真實性無疑是自傳的首要關注，然而這種真實性卻由於作者本人的出場——不是如其本然而是如其希望地出場——而遭到破壞；自傳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因而始終是可疑的，他牽連着作者想要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欲望，在這樣的自我形象中，人不再是天性和行動的天然結合；他具有了雙重性，其外在形象隱匿、遮掩、歪曲了某些真正隱蔽的天性。這樣，在把陶淵明的詩讀成『自傳』的同時，宇文所安對它的真實性提出了疑問，並認為他作為農夫和隱士的自我形象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種雙重性——真實的自我和表面的角色』，以這樣一種解讀，陶淵明的語言完全不是什麼平淡、質樸、透明的，它被看成是一種表面的手段——隱匿、遮掩、歪曲着詩人真正的天性；於是，讀陶淵明的詩，就要穿透其表面的平淡質樸以便接觸到詩人真正的、具有複雜多面性的自我。[14](110-122)對這種論述，張隆溪曾予以嚴厲的批評，認為，宇文所安在對陶淵明的淳樸加以懷疑的同時，對於自己的前提和設定卻從未懷疑過，『它從未讓「雙重性」這一概念經受同樣嚴厲的質問，從未追問這種「外在表面」和「真正隱蔽的天性」之間的脫節是否事先假定了一個再現的概念即摹本與原版之間的吻合——或者，這種「雙重性」是否建立在把中國詩歌視為沒有任何虛構介入的人生經驗的真實記錄這一奇怪的概念上。』[15](202)拋開這些不論，這種分析最容易忽視的就是體現在其中的人格與語言的真正融合，如果說，對於語言尚可以作表面的解析工作，而真正進入到詩人生命生活的境界之中，那就需要重視傳統中之『體認』、『涵泳』的功夫，並由此達成古今之間精神世界的溝通。從這個角度看，宇文所安的『話語』分析似乎是具有某種置身研究客體之外的客觀性和深刻性，但他缺少的恰恰是那種深入歷史語境的『理解之同情』，如果按照他的說法，我們的研究是為了尋求傳統在當下獲得理解的途徑，這種『話語』式的理解在切近了西方理論話語生產的同時，在將那種質樸恬淡的風格加以某種『解魅』之後，卻也將活潑潑的詩學經驗推入了歷史的疑霧之中。
綜上所述，我們也許要重新回到蔣寅曾提出的那個問題，『在宇文所安之後，如何寫唐詩史？』而在此之外，在文化關聯的意義上，另一個問題也需要回答，文學史對於我們自身究竟意味着什麼？如果我們僅僅是把文學史視為是歷史過程中遺存的文本資料，那麼考證式的、形式分析的研究已經足夠，他者視野中那些新、異的發現也正適合於那種『富於學術沉思的遊戲』的需要，但是如果承認文學史依然可以為當下提供可資借鑑的文學經驗以及可以溝通的意義和價值，那麼，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中提倡的『守正出新』的做法，或許不失為一條穩妥而冷靜的途徑，而其研究方式也必然要在形式分析、歷史文化意識以及詩學觀念的融合中，而進入到更為恰切合理的學術探討之中。可以說，立足於語言的文本分析確立的是批評的詩學研究的基礎，而歷史文化意識的貫通則能夠真正達成文本之實踐功能與意義的理解，而詩學觀念的貫通，則能夠在呈現文本及文本主體的理解歷史過程的同時，為我們提供更為豐富的以及切近於中國歷史文化自身的理解樣態，三者正具有相互促進相互深入的關聯。拓展來看，中國學界對於海外中國文學及文論研究的引介與研究，無疑帶有對於他者在知識論、方法論上的借鑑目的，並希望使之成為我們重建傳統的必要資源，不過作為借鑑的前提，我們也應該首先明確這些研究基於西方學術傳統而形成的特定立場、方法以及觀念，這樣才能從中判定借鑑的層次和自身研究的取向。
（本文刊發於【東方叢刊】2008年第2輯）
* 作者簡介：
1、韓軍（1970- ），山東惠民人，文學博士，副教授，任教於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目前主要從事海外漢學及文學批評的研究。通訊地址：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湖北省武漢市珞瑜路152號），郵政編碼：430079，電子信箱：bzhj1020@hotmail.com，聯繫電話：1517248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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